學術下移的第一階段，只是由周王室下移諸侯公室，尚未徹底擺脫官守學術的格局，還沒有引起當時學術文化和教育的突變。春秋後期到戰國時期，學術下移進入突破性的第二階段，“禮下於庶人”，學術文化從王室公侯徹底解放出來，為士階層所掌握、推廣和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波瀾壯闊的文化變遷中，士階層既充當“學術下移”的先鋒，又是百家之學興盛繁榮的社會基礎。“士”原是西周奴隸主貴族中最低的等級，他們沒有豐厚的家產，但卻受過“六藝”的良好教育，他們有的依靠武藝充當軍隊的下級軍官，有的依靠知識作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之際，由於奴隸制度的逐步瓦解，士原來的地位也被動搖，他們失去了“食田”和原來的職守。《論語·微子》記載當時魯國一批宮廷樂官流散四方的情況說：“大師摯適齊，亞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罄襄入於海。”這些喪失世襲特權、流入平民階層計程車，不得不重新尋找自己的社會位置，有的參加政治活動，投靠新的主人，謀得一官半職；有的憑藉六藝知識興辦學校，成為私學的教師。在齊國幫助齊桓公成就霸業的管仲，便是由貴族沒落為土，在“貧困”的情況下投靠齊桓公的。齊國在春秋時期最早選士用士，齊桓公採用“三選”之法，主張“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之”，他養“遊士八十人”(《國語·齊語》)，充分利用士的智慧和才謀，成為春秋的第一個霸主。參政從政，這是春秋時期士階層謀求出路的一條途徑。另一方面，一些經過“六藝”薰陶計程車，則利用自己的知識，聚眾講學，成為一代名師，他們直接推動了官府學術下移和私家學術的興起。孔子就是這批人物中的傑出代表。他生活於春秋後期，祖先本是宋國貴族，曾祖父因避難，從宋國逃到魯國定居，至孔子的父親孔紇，已沒落為士階層，孔子自稱“吾少也賤”(《論語·子罕》)。他雖然沒有資格進入官學，卻到處尋師求教，通曉了詩、書、禮、樂等一整套文化知識，在私學——包括私家學術和私人教育這兩個方面作出了非凡的貢獻。他三十歲左右開始講學，中途雖然也尋找機會參加政治活動，但卻不甚得志，六十多歲以後專力從事講學和整理古代文獻，成為春秋時期偉大的學者和教育家。春秋後期，士階層中興辦私學的人不止孔子一個，例如當時鄭國的鄧析，據說他“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荀子·非十二子》)，他寫了一本叫《竹刑》的法律書，專門教人“學訟”。還有魯國的少正卯，他和孔子一樣在魯國辦學，由於博學善辯，曾多次把孔子的學生吸引過去，以至於“孔子之門，三盈三虛”。進入戰國時期以後，中國奴隸制逐步向封建制過渡，隨著社會生產關係的變革，士階層獲得了新的發展。在列強紛爭的形勢下，各國諸侯從鞏固自己政治權力的需要出發，紛紛“招賢納士”，養士之風形成高潮。當時的秦穆公、魏文侯、齊威王、齊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國君，都曾廣招天下之士；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楚國的春申君、秦國的呂不韋等卿相，養士皆以千計。所謂“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說明當時社會輿論已經以“士”的聚散來衡量一國政治的得失興衰。特殊的歷史條件，為士階層的崛起開闢了廣闊的天地，他們思想解放，少有顧忌，敢於“說大人，則藐之”(《孟子·盡心下》)，敢於公開表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畏彼哉！”(《孟子·公孫丑下》)養士用士制度，給士階層的智慧和才能提供了馳騁的機遇。於是“處士橫議”，學派蜂起，諸子之學驟興，他們代表不同階級和階層的思想傾向，闡發各派學說，既互相辯論，又互相補充，形成諸子百家爭鳴的盛況，大大推進了戰國時期學術文化的發展。
學術下移的第一階段，只是由周王室下移諸侯公室，尚未徹底擺脫官守學術的格局，還沒有引起當時學術文化和教育的突變。春秋後期到戰國時期，學術下移進入突破性的第二階段，“禮下於庶人”，學術文化從王室公侯徹底解放出來，為士階層所掌握、推廣和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波瀾壯闊的文化變遷中，士階層既充當“學術下移”的先鋒，又是百家之學興盛繁榮的社會基礎。“士”原是西周奴隸主貴族中最低的等級，他們沒有豐厚的家產，但卻受過“六藝”的良好教育，他們有的依靠武藝充當軍隊的下級軍官，有的依靠知識作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之際，由於奴隸制度的逐步瓦解，士原來的地位也被動搖，他們失去了“食田”和原來的職守。《論語·微子》記載當時魯國一批宮廷樂官流散四方的情況說：“大師摯適齊，亞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罄襄入於海。”這些喪失世襲特權、流入平民階層計程車，不得不重新尋找自己的社會位置，有的參加政治活動，投靠新的主人，謀得一官半職；有的憑藉六藝知識興辦學校，成為私學的教師。在齊國幫助齊桓公成就霸業的管仲，便是由貴族沒落為土，在“貧困”的情況下投靠齊桓公的。齊國在春秋時期最早選士用士，齊桓公採用“三選”之法，主張“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之”，他養“遊士八十人”(《國語·齊語》)，充分利用士的智慧和才謀，成為春秋的第一個霸主。參政從政，這是春秋時期士階層謀求出路的一條途徑。另一方面，一些經過“六藝”薰陶計程車，則利用自己的知識，聚眾講學，成為一代名師，他們直接推動了官府學術下移和私家學術的興起。孔子就是這批人物中的傑出代表。他生活於春秋後期，祖先本是宋國貴族，曾祖父因避難，從宋國逃到魯國定居，至孔子的父親孔紇，已沒落為士階層，孔子自稱“吾少也賤”(《論語·子罕》)。他雖然沒有資格進入官學，卻到處尋師求教，通曉了詩、書、禮、樂等一整套文化知識，在私學——包括私家學術和私人教育這兩個方面作出了非凡的貢獻。他三十歲左右開始講學，中途雖然也尋找機會參加政治活動，但卻不甚得志，六十多歲以後專力從事講學和整理古代文獻，成為春秋時期偉大的學者和教育家。春秋後期，士階層中興辦私學的人不止孔子一個，例如當時鄭國的鄧析，據說他“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荀子·非十二子》)，他寫了一本叫《竹刑》的法律書，專門教人“學訟”。還有魯國的少正卯，他和孔子一樣在魯國辦學，由於博學善辯，曾多次把孔子的學生吸引過去，以至於“孔子之門，三盈三虛”。進入戰國時期以後，中國奴隸制逐步向封建制過渡，隨著社會生產關係的變革，士階層獲得了新的發展。在列強紛爭的形勢下，各國諸侯從鞏固自己政治權力的需要出發，紛紛“招賢納士”，養士之風形成高潮。當時的秦穆公、魏文侯、齊威王、齊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國君，都曾廣招天下之士；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楚國的春申君、秦國的呂不韋等卿相，養士皆以千計。所謂“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說明當時社會輿論已經以“士”的聚散來衡量一國政治的得失興衰。特殊的歷史條件，為士階層的崛起開闢了廣闊的天地，他們思想解放，少有顧忌，敢於“說大人，則藐之”(《孟子·盡心下》)，敢於公開表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畏彼哉！”(《孟子·公孫丑下》)養士用士制度，給士階層的智慧和才能提供了馳騁的機遇。於是“處士橫議”，學派蜂起，諸子之學驟興，他們代表不同階級和階層的思想傾向，闡發各派學說，既互相辯論，又互相補充，形成諸子百家爭鳴的盛況，大大推進了戰國時期學術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