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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藝術與不正經的生活

    史景遷,出生於英國,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

    讀他的歷史書籍就好比讀蔣勳老師的藝術史一樣,讓平時不關注歷史的人讀起來並不吃力,還能激發閱讀者繼續閱讀的慾望。

    對於中國歷史,他冷眼旁觀,針砭時弊,是真厲害!

    史景遷碩士畢業後選擇繼續留在耶魯攻讀博士,與他而言是一個重大抉擇。在訪談中他曾表示,以前只是為了興趣學習中國,而之後就意味著要把研究中國作為自己的職業。

    相比一般史書而言,史景遷的風格更加生動有趣

    他比較反對受實證主義影響的主流史學,透過各種方式讓自己的著作變得更加有趣。通常以敘事性的方式對歷史事件進行“描述”而非“分析”,更加能讓大眾接受。

    答題不容易,動起你的小手,關注走一波哦

  • 2 # 知鴉

    「我願意引起人們的興趣,但我不能確定我一直有一種強有力的道德上的目的去影響人們的觀念。」

    2004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接受另一位歷史學家盧漢超採訪時,如此評價自己的史學作品。

    ▲史景遷,原名喬納森·斯賓塞(Jonathan Spence,1936-),1993年起,擔任耶魯大學歷史學斯特林教席,2004-2005年,出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

    史景遷擅於將瑣碎的史料串聯起來,講述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故事,以此引發人們的閱讀興趣。他的著史手法如他所景仰的司馬遷一樣,是所謂「以文論史」,換言之就是用「文」的筆法來著「史」。

    魯迅在其未完之作《漢文學史綱要》中將《史記》奉為「無韻之離騷」,評價《史記》「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乎情,肆於心而未文」。

    史景遷的著作也有「不拘」、「不囿」的特點,但他卻很少「肆於心」,他在著史過程中傾向於將個人立場和價值判斷擯除在外,追求以史實為依歸。這與他在耶魯所受的專業的歷史學訓練以及其歷史主義信念有關。

    但獨特的是,史景遷卻擅長對歷史中當事人的真切體悟進行開掘,其對歷史主體情感的關注則非「文」不能表達,這正是史景遷「以文論史」的魅力所在。

    我們挑選了三部史景遷極具代表性的歷史著作,即《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對這三部作品做簡單介紹,希望明白的學友能一同走進史景遷的史學世界,看看不一樣的中國歷史側面。

    01.

    《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

    ▲《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帝寵臣的生涯揭秘》作者:[美]史景遷譯者:溫恰溢位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14

    提起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大多數人會說他創造了《紅樓夢》中花團錦簇的大觀園,並給後代子孫留下了一個幻夢世界;但史景遷在《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中卻提醒我們:曹寅「既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朝的要角」,同時,曹寅不是滿人,卻以正白旗包衣的身份在京城一住15年。

    無論如何,曹寅始終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特殊的存在」。

    ▲曹寅(1658-1712)滿洲正白旗內務府包衣,曾任江寧織造,兩淮巡演御史等職,承辦康熙四次南巡。著有《楝亭詩抄》《楝亭詞抄》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主持校刊《全唐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奉旨刊刻《佩文韻府》。

    為了概括曹寅這個「特殊的存在」,史景遷用了「範例」這個科學史的概念:

    庫恩(ThomasS.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定義「正規化」(paradigm):(科學)發現始於反常異例的察覺,即認識到自然現象與主導常態科學的正規化預期不一致。然後,對反常異例的領域繼續從事多少具延伸性的探索。直到調整正規化理論而使得反常異例可以預期時,才停止探索。

    本書雖以曹寅的人生經歷為線索,但史景遷卻不認為本書是曹寅的一本傳記,他說「對我而言,重點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裡,某個時刻的心情感受如何」,重點是要「把曹寅的一生與他生活時代的制度相勾連,並給予這些制度同等的重視」。

    因而本書透過曹寅廣闊的社交圈,分析出了中國社會階級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同時,以曹寅作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為切入,本書也不僅展現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詐的一面,也理論化地剖析了統治者與江南富庶地區及該地區代表人物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刻畫出在康熙盛世這個表象之下的滿漢矛盾、君臣矛盾和社會衝突。

    《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是史景遷步入歷史研究的起步之作。

    可以說,在本書中偶爾流露的許多議題,在他日後著作中都得到了較完整的表達,比如滿漢矛盾與皇權合法性問題,在本書中以一個相對緩和的形式存在,而在《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中卻成為一個衝突、顯在的時代命題。這一切都要回到雍正六年發生的那起「曾靜逆書案」。

    02.

    《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

    史景遷在《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的開篇如此說。誠如其言,雍正六年發生的「曾靜逆書案」及其後續進展,真可謂撲朔迷離、匪夷所思。

    《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從嶽鍾琪收到策反信那一刻的震驚與惶恐寫起。

    嶽鍾琪當時擔任川陝總督、寧遠大將軍,位極人臣,這天忽遇有人向其投遞「反書」。反書中說岳鍾琪是岳飛後人,岳飛曾大破滿人先祖金人,因此嶽鍾琪也應該舉起義旗、推翻滿人朝廷。

    為確保自己不落得像年羹堯那般自縊的下場,嶽鍾琪一邊立即密摺上書雍正帝,一邊審出相關的人員和細節:投書人原名張熙,是受其師曾靜所託,特來拜會嶽鍾琪。曾靜深受明末清初思想家呂留良感召,一生志在推翻滿人朝廷。

    得知實情後的雍正詳加審訊曾靜。最後,雍正「出奇料理」曾靜一案,下令將將審訊紀錄,連同諭旨和官員上奏的奏摺,編成《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藉以澄清即位以來種種流言,並清理異議。

    ▲《大義覺迷錄》書影,雍正八年武英殿刻本

    沒想到雍正撰文闢謠,反引起天下人競相窺視宮廷鬥爭。乾隆即位後,為求補救,遂將《大義覺迷錄》列為禁燬之列,從此《大義覺迷錄》銷聲匿跡,只有少數或私藏民間,或流至東瀛。

    從表面來看,本書說的是《大義覺迷錄》這部奇書的來龍去脈,以及其中牽涉的皇帝的智慧與偏執,官員的精幹與狡猾,文人的堅持與反覆等,但史景遷的史學野心卻絕不限於此。

    史景遷在書中著重處理的還有華夷之辨問題,這一層意思,用史景遷自己的話說,就是一個族裔自我認同的過程。

    整部《大義迷覺錄》,其重頭戲都在於雍正和曾靜之間針對「華」「夷」標準問題的辯論,而史景遷在本書中也非常敏銳地聚焦於兩種異質文化在互動中的融合與衝突,並解析這起逆案背後包含的矛盾張力,這種張力既是人與人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的,也是人與客觀環境之間的。

    正如史景遷在本書開篇另一句話所說:

    「讀史另有一個用處,就在於讓吾人看到,人可以這般實際地應對如此匪夷所思的情境。」

    03.

    《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

    ▲《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作者:[美]史景遷譯者:李孝愷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11

    如果說上兩部作品,史景遷的選題焦點是中國古代的精英階層,有皇帝,士大夫,知識分子。而在《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中,史景遷第一次把重點放在底層民眾,有農民、勞役、小商販、無品級的差人以及最基層的地方官員。敘述這一類群體,在中國傳統史家筆下也極其少見。

    《王氏之死》一書藉助一位老百姓婦人王氏的故事,將所有讀這本書的人,引向康熙年間的那個滿目瘡痍的郯城。

    史景遷可能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把王氏從瑣碎的記載中挖掘出來的史學家。他把王氏形容為一顆石頭,潮水褪去之時,在群石中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仍然不知道她(王氏)的故事可以告訴我們多少關於整個清朝的事,但是我猜有許多女人像她一樣,就像許多縣城跟郯城一樣」。

    要講好歷史上一位「無名者」的故事,首先需要解決的是資料問題。史景遷從1668年到1672年的地方文獻中,提取出底層民眾的生活脈絡,輔以當時造成轟動的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他不是歷史的直接觀察者,史料本身才是。

    史景遷藉助《郯城縣誌》、郯城縣官黃六鴻的《福惠全書》等材料,呈現出鮮明的鄉村生活影象。

    值得注意的是,史景遷在本書中還大量選取《聊齋志異》裡的故事,或直接引用,或轉譯詮釋,或拼接片段,試圖用那些看似怪力亂神的情節,來反應當時郯城人的真實生活和他們不為人識的內心世界。對於史景遷這樣的做法,不少人頗有微詞。

    但事實上,情感問題才是造成王氏之死的終極動因。史景遷認為王氏故事中那些肉慾、安全感等情感類話題,在《聊齋志異》中反覆出現,因而史景遷將《聊齋志異》視為蒲松齡「對當時時空的適當評註」,並將其引入王氏故事的敘述之中。

    透過追溯、剖析王氏的情感,中國底層民眾的模糊面目頓時清晰起來,藉此讀者彷彿可以徑直走入十七世紀中國普通民眾的苦難與夢幻之中。

    藉助一個簡單個體的經歷,三種基礎的文獻資料,史景遷剖析了清中葉中國普通民眾的四層生存危機,由此重塑了一個古代鄉村社會在國家大環境之下的生存圖景。這種形態是不是普遍適用於所有的中國所有的古代鄉村,自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但以往讀者只能靠抽象的概念來理解鄉村世界,其結果自然常常徘徊其外;但藉助本書,讀者實可走進歷史人物的生活、情感及想象世界,這些少有人知的波瀾詭譎,在在引人入勝。

    可以說,史景遷突破陳規的研究視野、「以文論史」的著史風格,讓他的歷史作品變得可讀性很強,這也讓他成為一位「學術明星」。

    對於讀者,史景遷在接受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的華裔歷史學教授盧漢超訪談中說:

    「我總是試圖提供一些進一步的讀物,告訴人們應該往那個方向走,希望他們能培養出自己的個人興趣。」

    史景遷提供的方向,或許就是透過人物來看歷史,從個人到群體,從個案到普遍現象,康熙、雍正年間中國社會延續至今的文化觀、政治觀和生存觀不再只是紙片中的「禮義廉恥」和牌位上的「天地君親」,歷史在鮮活的人物命運之上,更加立體和具象,彷彿立於人前,觸手可及。

    瞭解康熙、雍正時期「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麼程度」,請從史景遷的「清史系列」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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