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明史類講座《萬曆興亡錄》，主講人是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江西曆史學會會長、國家社科基金學科組評審專家方誌遠教授。媒體曾給他很多頭銜，如“江西曆史第一人”、“頂級明史專家”、“江西第一位登上‘百家講壇’的學者”，還有人稱他為“異端老師”，對此，他表示所謂第一、所謂頂級，從來沒有聽說過，即使有，也是媒體朋友的期待和鼓勵，自己根本不配，何況“文無第一”，更談不上“頂級”。他更願意這樣定位自己：有個性，但不憤青；有傲氣，但不狂妄；有自知之明，但不假裝謙虛。

方誌遠出生於江西吉安，那是他引以為傲的故鄉，被稱為“文章節義之邦”。宋朝盛產政治家和文學家，如歐陽修、楊萬里、周必大、胡銓、文天祥等；明朝盛產政治家和思想家，如解縉、楊士奇、陳循、鄒守益、聶豹、羅洪先、鄒元標等。他就是在這種文化傳統的薰陶下成長，在學校古色古香的氛圍裡，在贛江的潮起潮落中，在榕樹碼頭的融融月色下，度過了青春歲月。

下放的日子

1968年的上山下鄉對方誌遠的一生有重大意義。比如說，他在下放之前是不吃辣椒的，這給母親帶來了很大的困擾，每次炒過辣椒的鍋都要洗掉然後再給他炒菜。當時母親很擔心，以後出去讀書、工作怎麼辦。父親說了一句話：到時候他什麼都得吃。後來應了父親的話，下放以後沒什麼東西吃，只好嘗試著吃了一下辣椒，才發現世界上竟然還有這麼好吃的東西，從此以後開始吃辣椒了。他戲稱，自己由不吃辣椒的小男人變成了能吃辣椒的大男人。這不只是一個口味的變化，更是一種性格上的改變。

下放的第二天，他挑60斤重的擔子，只走了60米就得放下來，但是一年之後他挑著110斤重的擔子，走36里路可以不停，而且是穿著拖鞋。只是因為要喝水，在一半的時候停下來喝了一口水。這是身體發生了變化。

剛下放的一段時間裡，他對糧食沒概念，曾在田地裡踢稻穀，覺得太爽了。但是一年以後，就絕不忍心再浪費任何糧食，打豆子打下的每一粒都要撿起來，收割稻子儘可能把稻田裡的每一粒都拾起來。這是感情發生變化了。

這些經歷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是多麼不可思議，但在當時，廣闊天地讓方誌遠認識了自然萬物，世事無常使他開始讀懂人世滄桑。

下放三年以後，他到工廠裡面做爐前工、澆注工、漆工，同時自己學做木工等等。做得最長的，是漆工。因為肯動腦筋，他漆的桌面總是比別人更亮，別人也願意找他來漆。方誌遠說，不管做什麼事，一定要認真去做，態度決定一切。

做學徒的時候寫工作日記，方誌遠就在封面上寫上“化工出版社”出版，大家都覺得很可笑。不過，這也體現出他當時的志向。當時他月工資22塊，一個人同時訂了3個刊物：《航空知識》、《地理知識》、《歷史研究》，年輕的時候就希望天上的事、地上的事、人間的事都知道。

三年多後，工廠要向中學派“工人老師”，經過車間和廠裡推薦，方誌遠雖然是一個初中畢業生，但幸運地成了中學老師。後來又成功考上大學，大學上了一年半又考上了研究生。

學術歷程的三個階段

方誌遠的學術領域主要有三個方面：由明代政治及制度史研究到明代國家制度與社會程序研究、由明清江西商人研究到明清區域經濟社會研究、由明代市民文學研究到明代社會思潮研究，學術歷程可以簡單地概括為：由制度史，到現象歷史學，到關注史學理論與方法。

他從制度史研究起家，發表了數篇重要的制度史研究學術論文，包括《明代的內閣制度》、《明代的巡撫制度》、《明代的鎮守中官制度》、《明代的御馬監》等等。白鋼教授主持編纂《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其中“明代卷”的杜婉言老師就邀請他合作。可以說，這是方誌遠學術研究的第一個階段。

同時他還寫了幾本人物傳記，包括《明成化皇帝大傳》。這是個偶然的巧合。當時遼寧教育出版社出一套明代帝王傳，很多帝王的寫作被別人選走了，輪到方誌遠時只剩下兩個，一個成化，一個弘治。“弘治沒什麼好玩，這個人沒什麼性格，就是聽文官擺弄，只會說是和不是，而成化皇帝很好玩，他有個萬貴妃，成化皇帝即位的時候19歲，萬貴妃已經37歲了，他一生就愛萬貴妃。”所以方誌遠在《明成化皇帝大傳》裡對成化皇帝和萬貴妃之間的感情做了很多的解讀。“成化皇帝把母愛、姐愛、情愛集中到萬貴妃一身，忘記她的年齡。他的皇后因為一件事責罰了萬貴妃，那個皇后才立一個月，他立即把那個皇后廢了。成化是個很有個性的人物。”

後來方誌遠也發現成化時代是明朝非常值得研究的時代，是明朝從前期到中後期的過渡，是改革開放的時期。他在2005年寫了一篇《“傳奉官”與明成化時代》，這篇文章使他開始用一個具體的現象來剖析一個時代，他戲稱他的研究為“現象歷史學”。後來發表的《“山人”與晚明政局》以及正在寫作的《“冠帶榮身”與明代社會動員》，都是提取某一個社會現象來解剖那個時代。

在2005年寫《“傳奉官”與明成化時代》的過程中，有一次方誌遠到天津南開大學開會，南炳文教授讓他和另外兩位先生給博士生和碩士生聯合上了一堂課，每個人講20分鐘左右，然後由學生提問。有一個學生請他對史學理論方法提一些建議。這是一個他雖然關注但沒有思考過的問題。正是這個問題，讓他有意識地思考和探討史學理論與方法論，開始對史學方法有了自覺的思考。

用金庸武俠小說比喻史學研究

在金庸的小說《倚天屠龍記》裡，殷素素曾說，武當七俠裡頭俞蓮舟的武功最高。俞蓮舟說，武當功夫是天下最好的功夫，他於“本門功夫”用力最勤，所以才能成為天下一流高手。方誌遠由此得到啟發，如果能夠把史料學、考據學做到極致，你也能是歷史學研究的一流高手，不要什麼其他功夫，本門功夫就足夠了。但是，他也說，俞蓮舟不是第一大高手，第一大高手是張無忌。他用張無忌的三門功夫――九陽神功、乾坤大挪移、太極拳劍――來比喻歷史研究：“九陽神功就好比是史料學和考據學，這是最基礎的；太極拳劍就是各種社會科學的方法和理論，這是具體的；乾坤大挪移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把各種功夫揉合起來為我所用，九陽神功也是要碰到乾坤大挪移以後才能夠揮灑自如。”

歷史學研究要考慮三個方面：第一，材料的功夫、考證的功夫；第二，不排斥任何其它學科的方法和理論，包括考古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但是最基本的理論和方法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於是，方誌遠寫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與海外中國學》來討論這個問題，同時也寫了一篇關於史學方法論的文章《史學方法二題》，探討“史無定法與史有定法”和“史有定論與史無定論”的關係，在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

史學家的現實關懷

方誌遠曾做過五年江西政協委員、五年江西人大常委、將近五年的全華人大代表，與不少前輩史學家一樣，他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他認為，在當代社會，每個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是第一層面；第二層面是每個人在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不能損害別人利益的最大化；還有第三個層面，政府的責任是建立一種制度，既保護每個人的利益的最大化又讓他們的利益最大化不影響別人利益的最大化。“中國歷史上一個最大的教訓就是往往強調一個方面，當開放的時候，往往是讓每個人都去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當我們覺得這種追求產生了種種不利的時候，又要求每一個人都去考慮別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剋制自己，所以政策就一直一搖一擺。這就是社會矛盾發生的根源。”

《萬曆興亡錄》的最後一講說到一個故事。崇禎元年，一個大學士赴任之前問他的老師，大學士該怎麼做。他的老師跟他說了一句話：“拔一毛而利天下”。他一直不理解，或者故意不理解、裝糊塗。到北京上任以後，見到袁崇煥殺毛文龍的奏疏，他說，眉公真神人也，他怎麼知道要殺毛文龍？實際上他老師說的拔一毛的“毛”，是指所有利益的既得者。方誌遠說：“如果他們都能放棄一點自己的利益，天下就太平了。”

這體現了一個歷史學者對中國的歷史、民族、國家的一種關心和認同。“一個學者第一要有學術良心，而學術良心的前提是必須要有作為一個人的良心，或者用王陽明的話來說要有一個做人的良知。如果一個學者做人的良知都沒有，他就一定沒有學術的良心，也就沒有必要奢談什麼學術和科學。”所以方誌遠特別強調做人的良心和做學者的良心，或者說做人的良知和做學者的良知，否則，就一定會為金錢、利益所動，一定會跟風走，一定無法維持學術獨立性和人格獨立性。

方誌遠強調，無論對歷史還是對現實，都必須具有兩種雙重眼光。“研究歷史需要雙重眼光。第一種眼光是用現實的眼光看待歷史，有現實的眼光才可以發現歷史上的種種不應該、種種悲劇的可避免性；第二種眼光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歷史，這樣就可以知道古人的很多錯誤也是時代造成的，從而真正站在歷史的立場上來研究歷史。而看待現實同樣需要雙重眼光，但是是反的。第一種眼光是用歷史的眼光看待現實，這樣才能夠發現我們的現實取得了多麼大的成就，才能夠知道我們現在的成就來之不易，也才會更加珍惜我們現在所取得的成就和成果；同時，又必須用現實的眼光來看待現實，這樣才能夠發現種種不足，才能夠去借鑑歷史的和國外的種種教訓和經驗來解決當代的種種問題，來推進社會進步。

不曉得是機器生成還是哪位題主提的這個問題哈，感覺有點那個。

對方誌遠教授的瞭解不多，也沒聽過他的課。

老衲屬於歷史愛好者，還未躋身於歷史界這個圈子中，對於浩瀚如煙的歷史，老衲都只是煙塵中肉眼不可見的部分而已，自己還是門外漢更豈有點評方誌遠教授水平的資格。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個人如果覺得非要把傳道授業的師者架到公眾面前去讓大家點評是真真誤解了師者的含義。

我想真正的一個師者和學者是不樂意自己被人拿去評比水平如何的。

人於俗世自然無法避免被人所說道和點評，特別是在出名以後，莎士比亞說過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於老衲來說有機會去找找方先生的作品拜讀下才是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