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專政是中國封建社會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特殊產物。在中國歷史上，宦官的危害、影響是頗為深廣的。比較嚴重的宦官專政主要發生在東漢、唐、明三朝，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其著作〈〈廿二史札記〉〉卷5〈〈宦官之害民〉〉中指出：東漢、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裂。一般人們一旦提起宦官專政，必然是東漢、唐、明三代並舉，其實三代是不一樣的，各有其特點，不能相提並論。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所獨有的特點，所發生的事件必然也有其不同與其他時期的特點。綜觀明代宦官專政的過程，對比東漢、唐兩代，明代宦官專政也有其自身的特點。明代宦官專權的特點就在於它專權的背景，表現形式和最後的結果。

縱觀中國歷史，一般宦官專權都出現在每個朝代的中後期，明代也不例外，也是在中後期開始出現宦官專權的。

在朱元璋時候,就擴大宮中宦官的人數,設立了十二監、四司、八局,稱為二十四衙門,秉承他的旨意處理政務。同時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衙,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明史·職官一》）,並鐫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明史·職官一》）

朱棣(成祖)在奪取侄兒朱允炆(惠帝)的皇位時,得到了宦官的幫助,即位以後,紛紛委以重任。如派宦官出使暹羅國;派鄭和數次率舟師下西洋;派王安、馬靖等擔任監官,分鎮掌握軍權。這就為明朝宦官掌握軍政大權開了惡劣的先例。明朝宦官專權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專權的。此時，明朝既沒有外患，又沒有內憂，國家一片昇平。同時，需要說明的是，不僅成祖時國家安定，即使到後來宦官專權，國家也沒有發生象唐朝安史之亂，藩鎮割據那樣的動亂。這就是明朝宦官專權的獨特之處，明朝的宦官專權都是在皇帝允許下出現的，一旦皇帝不同意了，宦官專權就結束了。

明朝宦官專權的具體表現形式也和東漢，唐朝不同。不像東漢那樣操縱皇帝，達到專權的目的；也不像唐朝那樣擔任樞密使、神策軍中尉掌握軍政大權，進行專權。明朝宦官有他自己的官職，那就是二十四衙門。其中司禮監掌奏章機要，歷來由皇帝心腹宦侍擔任。隨著票擬製度形成，皇帝的最後裁決意見，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用紅筆批寫在奏章上，稱“批紅”。於是秉筆太監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甚至利用職權，改動內閣票擬。史稱“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如當時的司禮監太監王振，就曾矯旨引薦同黨，陷害政敵，他威權日重，皇帝呼之“先生”，公侯勳戚尊之“翁父”，兵部尚書睎、工部侍郎王祐“百計效勤，極盡諂媚之態”，徐府、部、院諸大臣“俱攫金進見”。

太祖時設特務機構錦衣衛，負責侍衛、密緝盜賊，掌“詔獄”。成祖時，為了清除建文帝餘黨，還設立東廠特務機構，由親信太監掌管，專門“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東廠和錦衣衛一樣，只對皇帝負責，不必司法機關批准。成化時，有設立西廠，由宦官汪直提督廠事。有明一代，特務機構都有宦官掌管，他們利用特務組織排除異己，殘害忠良，進行專權統治。這也是明朝宦官專權得特點之一。官員處處受到監視：東廠按月分配數百人“分瞰宮府”，由“坐記” 監視拷訊審獄，“聽記” 監視其他官府及城門，寫出小報告上送。天啟年間有四人飲酒密室，一人罵魏忠賢，話未說完即有廠衛人員破門而入，罵者被處分裂肢體的極刑。

明中葉以後,他們掌握中央政府的實權,玩弄皇帝於掌股之上,利用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恣意讒害忠良;在京城和外地壟斷稅務,盤剝百姓,殘害生民。在朱明王朝統治的大部分時間裡,把持朝政權傾朝野的宦官層出不窮,著名的有王振、汪真、劉瑾、魏忠賢等。明朝政治腐敗,宦官擅權是一個重要原因。

明代宦官一大罪惡是壞法制、亂朝政、挾天子以令諸侯。得勢宦官的權力之大可以說是超過了歷代宰相。明初朱元璋廢了宰相,朱瞻基(宣宗)時雖然設定了內閣,但閣臣並無實權。有些昏庸皇帝幾年甚至十幾年都難得和大臣見一面,內閣舉行會議一般只派宦官參加,宦官代表皇帝,口含天憲,連首輔也不敢違抗,於是首尚書、侍郎的任免,督撫、鎮守的調遷,甚至大臣入閣,名義上雖是皇帝的命令,實際上宦官有很大的決定權。如朱厚照一生只知玩樂,劉瑾投其所好送去鷹犬聲伎,有人奏章,若正逢他玩得起勁,他還發火,訓誡來人使得朝廷奏章“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明史·劉瑾傳》）朝中大事劉瑾趁機得以獨斷專行,不必奏聞。朱由校(熹宗)“性好蓋房屋,自操斧鋸鑿削,巧匠不能及”（王漁洋《池北偶談》卷2）。魏忠賢就乘他正忙於蓋房時命太監去傳奏文書,朱由校說聲“知道了”（王漁洋《池北偶談》卷2）便算完事。魏忠賢也就獨攬了大權。奏章既不送皇帝也不與閣臣相議,自己為所欲為。實際上,宦官的權力遠遠超過宰相。

在成祖首開宦官專權的惡端之後，宦官勢力在宣宗、英宗、武宗、熹宗諸朝中逐步增強。宣宗年間“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製”。從此以後，明內宮宦官“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詐”，開始控制朝廷的大權。其中的代表人物始於王振，而後又有汪直、劉瑾等，最顯著者當數魏忠賢。終明一朝，宦官從明初的“不及百人”發展到末期的總數超過兩萬（黃宇仁《萬曆二十五年》）；品秩從“五品至七品不等”到蟒袍加身，地位竟與最高階的文武官員相埒；從 “不識字”，“不得干預政事”到 “通文墨，曉古今”，掌司禮監成為皇帝的政治秘書，其勢力一直處在膨脹的態勢之中，而其專權擅政的程度，亦愈演愈烈。誠如黃宗羲所言：“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閹宦》）

明代入宮當宦官的,一部分是破產農民養不活的兒子被“淨身”後送入宮中找一條活路;另有不少是市井無賴“自宮”以進。後者以刑餘之身入宮侍侯皇室,無不施盡奉迎諂媚的伎倆,以博取主子的歡心,如有的替皇帝聚斂財物,有的引導皇帝去徵逐聲色犬馬。朱厚照(明武宗)當太子時,宦官劉瑾就帶著他去“為長夜之遊”,他把劉瑾當成最可依賴的心腹,當上皇帝以後,就讓劉瑾管理御林軍神機營,後來入掌司禮監,宦官成了皇帝身邊形影不離的心腹和近臣。他們對皇帝施加各種影響,直至把皇帝變成他們的傀儡,於是他們就可以打著皇帝的旗號壟斷朝政,為所欲為。

明朝宦官專權的另一表現就是朝廷大臣屈服於宦官。那些無膽量和宦官鬥爭又想幹一番事業的人,便不得不忍氣吞聲地同宦官周旋，屈從於宦官。如著名的內閣首輔張居正,也只能憑藉宦官來鞏固他的地位,史書說他“獨厚者,司禮中貴李芳”《嘉靖以末首輔傳·張居正》.。李芳倒臺以後,他又結納宦官馮保。張居正雖身為首輔,拜謁馮保時,還得自稱為“晚生”。名臣王守仁在平定王宸濠叛亂中立了大功,宦官要暗算他,他也不得不曲意奉承,把功勞讓給宦官,才安然無事。

明朝的宦官,窮奢極侈,生活糜爛,為滿足私慾,他們對老百姓巧取豪奪,大肆搜刮。特別是從萬曆二十四年開始,皇帝派出大批宦官,充當各地礦監稅使,他們所到之處敲詐勒索,橫徵暴斂。僅數年之間,就搞得天下騷然,成為明代老百姓受害最重的弊政之一。當時許多省份都開設金銀場、爐局由宦官去擔任監督,負責收稅。但這些礦局對國家好處甚少，擾民卻十分嚴重,只是肥了宦官。

明朝宦官專權加深了廣大百姓的苦難，加快了明朝的滅亡，但是他們自身也沒有好下場，和東漢、唐朝宦官下場不一樣。東漢宦官被董卓消滅，唐朝宦官被朱溫消滅，而明朝宦官則是被皇帝消滅，也就是說，他們只是在皇帝允許的範圍內專權，一旦皇帝不願意了他們馬上便被皇帝消滅。像曹吉祥，“久之，帝覺其奸，意稍稍疑。”“越三日，磔吉祥於市。”(《明史·宦官傳》)劉瑾“武宗即位，掌鐘鼓司，……並以就恩得幸，人號‘八虎’”，“帝已負酒，俯首曰：‘瑾負我。’”“始大怒曰：‘奴果反。’……詔磔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明史·宦官傳》)由此可見，明朝的宦官專權不同於東漢和唐朝，一旦皇帝不信任宦官，就預示著宦官的滅亡。

總之，明朝宦官專權不同於東漢和唐朝，明朝的宦官專權始終處於皇帝的監控之下，在皇帝允許的範圍內專權，以不威脅皇權為基礎。在明朝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度下，宦官專權威脅不到皇權，而不像唐朝宦官擁有廢立皇帝的權力。

宦官給明代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我的認為最主要的是朝綱混亂，加速國力內耗，間接造成民不聊生。特別是王振當權後，除掉了朱元璋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使宦官權力更加強大，不但削弱的皇帝的權力，還削弱了百官對其的制約。加上這些宦官修養普遍不高，除馮寶外，大多都是貪腐之輩，變著法為自己牟利，殘害忠良之士，成為明朝的詬病。

宦官是幫皇帝打壓文官集團的，當宦官勢力強大的時候，抱團結黨意識越來強，派別勢力越來越大，每一次宦官當權，文官集團越團結，黨派勢力越大。特別是魏忠賢倒臺後，東林黨更是失去控制，崇禎換了那麼多首輔，這些人都是在混，沒辦法了！宦官間接導到明朝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