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國的金條規格很多，有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數種。但當時最流行的就是稱為大黃魚和小黃魚的兩種規格，大黃魚指的是十兩一個的大金條，小黃魚指的是一兩一個的小金條。本來“大黃魚”是當時通行的規格，有錢人通常兌換一些作為壓箱底錢，遇到逃荒逃難攜帶著也方便。但是後來金貴銀賤，兵荒馬亂，許多普通百姓也希望購買黃金作為儲備。大黃魚太貴買不起，許多商家因此鑄造了1兩一根的小金條，也就是俗稱的“小黃魚”。

2、舊制一斤約為16兩，1兩等於500/16等於31.25克，所以“大黃魚”金條摺合今天的重量是312.5克。按照目前的市場最新黃金價格，一克約為270元人民幣，一條大黃魚約合84375元，一條小黃魚約合8437元。當然現今的時代不同了，購買黃金的價格也有所不同，1949年，三條小黃魚就能在北京買個小型四合院。

民國時，一根一兩金條（一條“小黃魚”）能兌換30塊現大洋，隨行就市上下浮動5塊現大洋。一塊壹元的大洋等於七錢二分白銀，相當是銀一兩。有的人說相當於現在700多元。但是民國的時候有100塊大洋就算中產階級了。魯迅在北京買套四合院是八百多大洋。現在的北京一套四合院要上億了。民國初期，三塊大洋可以買一頭耕牛。1912年的北京，一塊大洋能買60斤普通大米（孟天培、甘博《二十五年來北京之物價、工資及生活程度》，北京大學出版部1926年版），也可以供6個人去東來順吃一頓羊肉火鍋（據《吳虞日記》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14年的上海，一塊大洋能買44斤大米，也可以供5個人去中檔的西餐廳吃一頓西餐（據香港名醫陳存仁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1931年春天的廣州近郊，一塊大洋能買25斤大米或者20斤豆角（玉昆《廣州近郊的生活》，收錄於《農村生活叢談》，申報館1937年版）。1937年夏天的成都市區，一塊大洋能買16斤大米，或者17斤麵粉，或者5斤豬肉，或者40個雞蛋，或者45斤大蔥，或者47斤包菜，或者5斤白糖（魏樹東《成都地價與房租之研究》下編表1《成都市二十七年六月及七月出售物價表》，收錄於《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77冊，臺灣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

3、從地域上看，上海、廣州等城市的糧價較高，大洋的購買力相對低一些，比如說魯迅在北京定居時，一塊大洋能買五六十斤大米，後來去了上海，一塊大洋只能買20斤大米（據魯迅日記）。從時間上看，糧食價Grand SantaFe到後來越貴，大洋的購買力也就跟著越來越低。例如同樣在北京，1915年一塊大洋能買20斤麵粉，到了1925年，就只能買12斤麵粉了（據孟天培、甘博的調查報告《二十五年來北京之物價、工資及生活程度》）。

4、經過公開資料整理，民國初期到後期，一塊大洋的購買力大約相當於現在100-700元之間。具體到飛機上，根據當時梅蘭芳捐贈的一家戰鬥機米格-15戰鬥機，常香玉也曾捐過一架飛機。1950年10月，毛主席向全華人民發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在全國上下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正義戰爭的捐獻熱潮。當時，美國有3100架飛機，而中國只有200架飛機，制空權牢牢的掌握在美華人手中。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如果增加飛機，只能從蘇聯購買，一架米格戰鬥機的價格是15億舊幣，摺合城人民幣是15萬元，相當於今日的4000萬人民幣。民國的時候應該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物價差距不大，預計民國時一架飛機的價格也應該在4000萬元人民幣上下，摺合成“大洋”，大約在10萬大洋左右，摺合成“小黃魚”的話，大約相當於3000-4000個小黃魚，也即相當於300-400個“大黃魚”。

綜上，如果買一架當時蘇聯的米格-15戰鬥機，預計要花費3000多個小金條或者300多個大金條。

在美國曆史上，黃金的價格曾經在1934年以前基本固定在一盎司20.67美元左右。

1盎司等於28克

當時的美國生產的飛機售價在1W5-20W美元

我們就當做購買1W5美元的飛機。

需要20300克黃金。

民國的金條一塊多少克 沒有相應的資料。

但是我可以推算得到20300克黃金

1940年，五世嘉木祥自拉薩學法回到安多本寺後，隨即投身於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中。他藉助自己活佛的身份，遊說甘、青、川、康四省邊區，每到一地，隨時隨地向邊區廣泛地宣傳抗日救國的綱領，揭露日寇的暴行，號召四省邊區藏族同胞團結起來，忠誠擁護中央。1941 年，五世嘉木祥呼圖克圖下令拉卜楞寺所屬108寺組織慰勞抗日前線將士代表團前往重慶獻旗致敬，並獻羊皮萬張。兩年後，他又委派其長兄黃正清（即洛桑澤旺）帶隊，率所屬寺廟藏族僧民致敬團抵渝致敬，至各戰區看望慰勞前線將士。

為資助抗擊日寇，他捐獻飛機30架，計國幣600餘萬元，創造了“邊民向國家獻機的記錄”，也是邊民向國家獻禮最高紀錄。國民政府任命五世嘉木樣活佛為蒙藏委員會委員，並頒賜“輸財衛國”匾額一面。1943年"七七事變"紀念日,他還發表《為宣傳抗日告蒙藏同胞書》，宣傳抗日主張，在動員蒙藏人民積極參加抗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