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N號房”事件，當然與南韓政治有關係。3月23日的《新京報》評論《集體性犯罪背後的“厭女”之惡》一文，揭示了“N號房”事件與南韓政治的密切關係。文章指出，這是一起發生在南韓的集體性犯罪事件，罪犯冒充警察威逼利誘受害者拍攝裸照，並以此威脅受害者，逼迫受害者一步步淪為“性奴”，對她們實施性犯罪。這起悲劇的背後，是南韓根深蒂固的“厭女文化”。

南韓的“厭女文化”，不僅是貶低女性、物化女性，甚至是對女性產生厭惡，並且在欺負、凌辱、侵犯女性中收穫快感。南韓“厭女文化”的根源在於三個方面：一是父權制度。二是財閥制度。三是等級秩序。

南韓實行父權制度，在南韓，男尊女卑非常普遍。很多時候，女性僅是男性的附屬品，地位很低。有資料表明，在全球149個國家中，南韓婦女在經濟參與和機會方面排名124位；在南韓公司，只有1/10的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婦女只佔國民議會成員的17%。南韓總統文在寅一直尋求解決政府中的性別差距，不僅讓一些女性擔任重要崗位負責人，如外長康京和、法務部長邱美愛等，而且提出到2022年，女性在政府高階職位中所佔比例將達到10%，在上市公司高管中所佔比例將達到20%。而要在南韓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不知是猴年馬月的事情。

南韓的財閥制度，在世界上小有名氣，這也是南韓總統不得善終的重要原因。由於南韓少數財閥壟斷大部分財富，那麼，大多數出身普通階層的南韓男性必然揹負重重壓力，所以，男性自殺率一直居高不下。男性各方面的壓力太大，只能將怒氣撒在身邊女性頭上，女性淪為男性的出氣筒，助力“厭女文化”蔓延和擴散。

南韓社會非常強調等級秩序，長幼有序、男女有別，有錢有權才是大佬。像南韓前總統朴槿惠，為啥削減腦袋也要競選南韓總統，而且成為了南韓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既有個人希望人生出彩的原因，也有提升女性地位和影響力的原因。但是，朴槿惠遭到彈劾下臺後，其遭到南韓檢方、南韓法院甚至南韓政府的一系列“不公待遇”甚至“極限措施”，也反證了南韓女性的地位低下。有媒體甚至說，南韓女性幾乎處於等級秩序的最末端。

父權、財閥資本和等級秩序，是造成南韓“厭女文化”的三大根源，是壓在南韓女性頭上的三座大山。南韓“N號房”事件雖然罕見，其實也是有原因的，一件件情色事件、性犯罪案件中，受害的幾乎都是女性；南韓女性明星屢屢自殺，也是南韓“厭女文化”的一種體現。不剷除壓在南韓女性頭上的三座大山，南韓女性難有出頭之後，“N號房”的悲劇還有可能捲土重來。

在即將國會議員選舉的節骨眼上，南韓爆發“N號房間事件”，這對於因抗疫不利，備受民眾指責文在寅來說，不亞於一場及時雨。它很可能使讓文在寅有被動變成主動 ，從而贏得4月份國會議員選舉的勝利。

“N號房間事件”發生於2018年，是典型的剝削威脅未成年女性的犯罪行為，兩年來，有26萬南韓人參與觀看N號房間的淫穢影片。如此大的動靜，南韓警方居然一無所知，這太讓人匪夷所思了。最後，是有兩名南韓女大學生“臥底”半年，才將N號房的罪行曝光於世,這不是狠狠打了南韓警方一記耳光!有人懷疑，南韓警方早就掌握了N號房的罪行，之所以遲遲沒有行動，是在青瓦臺的授意下故意為之。

2019 年對文在寅而言，可謂多災多難，先是日本對南韓發起貿易制裁，跟著就是文在寅的親信曹國，在就任南韓法務部長僅僅35天后，便因為醜聞黯然辭職，這差點讓文在寅重蹈朴槿惠的覆轍。與日本交惡以及親信曹國事件，使文在寅2019年備受煎熬。屋漏偏逢連夜雨，2020年南韓又爆發疫情，造成幾千人被感染，幾百人死亡，文在寅民意支援率跌至43％，讓他上臺兩年多的心血，幾乎付之東流。

就在這生死攸關的時候，“N號房事件”爆發了。南韓的焦點一下子從抗疫轉移到這上面。南韓民眾是同仇敵愾，希望政府儘快查明真相，給受害的女性一個公正的交代。更有300萬人在請願書上簽字，要求政府嚴懲“N號房間”的犯罪嫌疑人及其觀看者。

3月23日，南韓總統文在寅在青瓦臺表示：對包括16名兒童、青少年在內的受害女性表示衷心的慰 問，並下令警察徹底調查“N號房事件”，還信誓旦旦表示，這件事無論涉及到任何人，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官有多大，一律嚴懲不貸！

文在寅深知，這件事如果處理的好，不僅能再次提升他的民意支援率，贏得四月份國會議員選舉的勝利，還能順便打擊一下財閥集團的囂張氣焰。根據以往的經驗，文在寅相信，在這26萬觀看“N號房間”淫穢影片的人中，少不了財閥集團大佬的影子。只要能把這些大佬弄的身敗名裂，黃教安也就掀不起什麼風浪了。

政商結合的制度才是南韓出現N號房事件的根源，所以跟南韓政治自然有很大關係！

作為父權制度根深蒂固的南韓，女性在南韓位置一直比較卑微，甚至被看做是男人的附屬品，這也是為何會有很多影視劇裡面，反過來會有更多表現女權主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