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專家說，在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最早有姓氏的只有3個民族，即廣東連南瑤族、俄羅斯族和白族。除非較為邊僻的那馬支系，白族都少不了有姓氏，這顯然是受漢族的影響，即姓氏一直成為了漢族或白族區分血緣關係的標誌。隋末唐初居住在洱海邊的白族先民“河蠻”就擁有“數十姓，以李、趙、楊、董為名家”。至今，我們在白族民居的照壁上還能夠普遍見到四個題字，除了有“紫氣東來”“蒼洱毓秀”等外，還有“百忍家風”（張）、“清白傳家”（楊）、“工部家聲”（杜）等等，其典就出自漢族的名人傳說。此和“來自南京應天府”的說法一樣，都是想把自己的祖系拉扯到漢族那裡。 白族人取名喜歡用神、日、月、山、海、花、鳥等象徵著力量和美麗等詞彙，白族名字中常用的“易長”“大日”“觀音”“妙音”“天王”“那陀”“諸天”等都是佛、菩薩的尊號，而“般若”“腧城…‘金剛”等，則是經典名稱，“梵僧”為初傳佛教密宗的印度僧人。南詔中期以來，特別是大理國時期，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成為全民信仰的宗教，許多虔誠的阿叱力，乃至一般的信徒，都誦持佛典，修行本尊。因而往往以本尊或佛典之名號為己名。在這些名號之中，用觀音起名者最多，這也是因為佛教密宗教派特別崇拜觀音的結果。總之，用修行本尊或經典為名的習俗，是深受佛教密宗教派影響所致，是白族起名習俗在佛教密宗教派流行之後而引起的巨大改變。 白族人起名沒有姓，白族先民最早採用漢姓，當在漢晉之世。據史書記載，諸葛武侯南征之時，賜白王仁果之九世孫龍佑那姓張，稱張龍佑那。到初唐時期，張龍佑那後裔張樂進求曾受唐封賜，為三賧白大首領將軍。梁建方《西洱河風土記》稱洱海周圍有數十百部落，有數十姓，楊、趙、李、董是名家。《蠻書》載渠斂趙(詔)，大姓有王、楊、李、趙四姓。足見在隋唐之際，漢姓在洱海周圍的白蠻之中已較為流行了。《南詔德化碑》碑文中可辨識的漢姓有五十個，《南詔圖傳》中有十六個，說明南詔時代漢姓的採用早已很流行。從沒有姓氏的父子連名制到“冠漢姓父子連名”制，是漢文化對白族取名習俗所起的巨大影響。 冠姓起名漸漸形成了白族人的取名習俗,尤其是冠漢姓最多。冠漢姓的父子連名制中，由於白族語音節的特點，用漢字記錄下來的名字中就出現了“三字名”或者是“四字名”。如《南詔德化碑》碑文中的三字名有張高大山、秦愛波羅、李虹美麗、周田共同等十人，《南詔圖傳》中有王喜進取、劉望高貴，《蠻書》中有劉王起生、蒙大網羅、李非樂進、許不羅菲、章花信苴、楊麗春曉。這些姓名之中，第一個字為漢姓，中間兩個字往往代表一種意義，如“信苴”為王子，“樂進”為虎王，“波羅”為老虎。 南詔中後期，在白族的三字名中，又出現了一種帶有佛號的三字名。即第一個字為漢姓，中間兩個字為諸佛、菩薩尊號或佛文名，最後一個字是本名，此種取名方式在大理國時期頗為流行，元、明時期亦有此風習，見於記錄者甚多。如：《皎淵塔碑銘》(立於大理國天開十六年，公元1221年)為“蘇那陀智”書丹，碑文中有“高觀音政”等三字名；昆明大理國地藏寺經幢《造幢記》中有“高觀音政、高觀音明”；大理鳳儀北湯天董氏家譜碑文中有“劉金剛田、李法華鏞、周大喬林”；千尋塔出土石刻佛像之題記上，有“劉藥師祥、陳觀音錦、趙諸天侖”等。此外，像“陳藥師齊明”之類的四字名亦非罕見。
據專家說，在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最早有姓氏的只有3個民族，即廣東連南瑤族、俄羅斯族和白族。除非較為邊僻的那馬支系，白族都少不了有姓氏，這顯然是受漢族的影響，即姓氏一直成為了漢族或白族區分血緣關係的標誌。隋末唐初居住在洱海邊的白族先民“河蠻”就擁有“數十姓，以李、趙、楊、董為名家”。至今，我們在白族民居的照壁上還能夠普遍見到四個題字，除了有“紫氣東來”“蒼洱毓秀”等外，還有“百忍家風”（張）、“清白傳家”（楊）、“工部家聲”（杜）等等，其典就出自漢族的名人傳說。此和“來自南京應天府”的說法一樣，都是想把自己的祖系拉扯到漢族那裡。 白族人取名喜歡用神、日、月、山、海、花、鳥等象徵著力量和美麗等詞彙，白族名字中常用的“易長”“大日”“觀音”“妙音”“天王”“那陀”“諸天”等都是佛、菩薩的尊號，而“般若”“腧城…‘金剛”等，則是經典名稱，“梵僧”為初傳佛教密宗的印度僧人。南詔中期以來，特別是大理國時期，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成為全民信仰的宗教，許多虔誠的阿叱力，乃至一般的信徒，都誦持佛典，修行本尊。因而往往以本尊或佛典之名號為己名。在這些名號之中，用觀音起名者最多，這也是因為佛教密宗教派特別崇拜觀音的結果。總之，用修行本尊或經典為名的習俗，是深受佛教密宗教派影響所致，是白族起名習俗在佛教密宗教派流行之後而引起的巨大改變。 白族人起名沒有姓，白族先民最早採用漢姓，當在漢晉之世。據史書記載，諸葛武侯南征之時，賜白王仁果之九世孫龍佑那姓張，稱張龍佑那。到初唐時期，張龍佑那後裔張樂進求曾受唐封賜，為三賧白大首領將軍。梁建方《西洱河風土記》稱洱海周圍有數十百部落，有數十姓，楊、趙、李、董是名家。《蠻書》載渠斂趙(詔)，大姓有王、楊、李、趙四姓。足見在隋唐之際，漢姓在洱海周圍的白蠻之中已較為流行了。《南詔德化碑》碑文中可辨識的漢姓有五十個，《南詔圖傳》中有十六個，說明南詔時代漢姓的採用早已很流行。從沒有姓氏的父子連名制到“冠漢姓父子連名”制，是漢文化對白族取名習俗所起的巨大影響。 冠姓起名漸漸形成了白族人的取名習俗,尤其是冠漢姓最多。冠漢姓的父子連名制中，由於白族語音節的特點，用漢字記錄下來的名字中就出現了“三字名”或者是“四字名”。如《南詔德化碑》碑文中的三字名有張高大山、秦愛波羅、李虹美麗、周田共同等十人，《南詔圖傳》中有王喜進取、劉望高貴，《蠻書》中有劉王起生、蒙大網羅、李非樂進、許不羅菲、章花信苴、楊麗春曉。這些姓名之中，第一個字為漢姓，中間兩個字往往代表一種意義，如“信苴”為王子，“樂進”為虎王，“波羅”為老虎。 南詔中後期，在白族的三字名中，又出現了一種帶有佛號的三字名。即第一個字為漢姓，中間兩個字為諸佛、菩薩尊號或佛文名，最後一個字是本名，此種取名方式在大理國時期頗為流行，元、明時期亦有此風習，見於記錄者甚多。如：《皎淵塔碑銘》(立於大理國天開十六年，公元1221年)為“蘇那陀智”書丹，碑文中有“高觀音政”等三字名；昆明大理國地藏寺經幢《造幢記》中有“高觀音政、高觀音明”；大理鳳儀北湯天董氏家譜碑文中有“劉金剛田、李法華鏞、周大喬林”；千尋塔出土石刻佛像之題記上，有“劉藥師祥、陳觀音錦、趙諸天侖”等。此外，像“陳藥師齊明”之類的四字名亦非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