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實際上與當時的環境有關係。孔子說這句話，並不是我們現代人想象的是用道德去衡量，而是當時與嚴刑峻（苛）法有關。春秋早期，偷一隻羊與殺一個人是一樣的刑法，就是殺頭。所以，孔子會說這些話！

越是古，越是野蠻和落後，並不是我們想象的古代是多麼美好，生活在無拘無束，自由開放的社會里，人人歡天喜地裡。舉幾個例子吧：

“韓非子”載：楚華人卞和在楚山獲得一塊玉璧，把它獻給厲王。厲王讓雕琢玉器的人去鑑定，那人說是“石頭”，厲王認為卞和說謊，就砍掉了他的左足；武王即位，卞和又一次將玉璧獻給武王，鑑定下來還是“石頭”，又砍了他的右足。到了楚文王才搞清楚這塊玉璧是寶玉，起名為“和氏璧”。但是，卞和的二隻足永遠沒有了。

漢文帝時，有人上書告發小官吏淳于意受賄，押往長安受刑，就是砍斷手腳。淳于意有五個女兒，其中最小的女兒緹縈與押送專車一起到長安。緹縈寫了一封信給漢文帝說：我父親做官吏，齊地人都說他清廉公平，如今犯法應當獲罪，但是砍斷了手腳再也不能復生，我願意到官府做女僕贖我父親的罪過。

儘管這二件事發生的時間，比孔子春秋時期還晚，但是足以見證古代刑法是多麼嚴酷。所以，孔子在同情生活在低層人命運，說出了“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話題。

先給一個自己的答案。我認為，儒家的父子相隱，不違背法的精神。

父子相隱的觀點，是在《論語》中出現的。其原文是這樣：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其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有個人對孔子說，我們這兒有個人很正直，他父親偷了別人的羊，兒子檢舉證實了父親的過犯。孔子說，我們的正直，和你們不一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正直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這個問題中，隱含著一個明顯的矛盾，從正直的角度來說，葉公所說大概更接近現代意義上的正直。正直最簡單的解釋不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一是一，二是二嗎？但是，儒家並不認為這種簡單的理解就是正直。以現在人的年看法，正直是一種沒有溫度的客觀的定義。但在儒家的眼裡是不一樣的，雖然沒有定義，但他們認為，正直的行為，必須達到一個善的結果。如果一種行為，僅僅符合簡單的正直的定義，但是，行為的結果，是對社會的影響是不利的。那麼，這樣的行為也算不得正直。

舉個簡單的例子，你和張三李四都是好朋友，張三和李四有矛盾。張三剛剛在你面前說過李四的壞話。你是如實的反應給李四呢，還是閉口不言呢？在華人傳統的道德觀念裡，閉口不言是君子行為，而胡亂傳話，搬弄是非，是小人的行徑。在這個例子中，就包含了“親親相隱”的原則，朋友是五倫之一，是親人的擴大。

但是，華人的思維模式中，所有的道德原則都不是絕對的。比如傳話這事，如果因為你的傳話使得張三和李四的矛盾加劇，你的傳話是小人行徑。但是，你出於朋友之誼，想化解二人的矛盾，為李四分析張三之所以對他有意見的原因。使得雙方改變態度，化解矛盾，這種行為，就是君子的行為。

《論語》中的這個故事，也是有特定情景的。父親偷羊，兒子證明檢舉，其後果是什麼？《論語》中沒說，假如父親因為兒子的檢舉，承擔了可怕的後果，那麼，這個兒子會否因為自己的行為後悔呢？就很難說了。毫無疑問，其父攘羊，其子證之。從法治的角度上是達到正義了。但是必然帶來社會和家庭倫理的問題。解決一個問題，帶來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這不是儒家道德所所求的。

父親偷了羊，如果被人抓住了，該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這是社會與父親這個個體的關係。在父親被懲治的過程中，兒子與父親之間的倫理與親情關係，不能受到破壞。儒家的這種重視親情倫理的觀念，在今天的法治實踐中，還是有所關注的。我們不是法律專家，瞭解的不多。但大體印象，在犯罪調查的過程中，做為親人的舉證責任，與其它人是不同的。這也是對親情倫理的維護與尊重。如果法治的結果是讓人們都六親不認，恐怕也未必是好事。

孔子：“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出自於《論語》一則故事。

其實，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無非就兩個論點展開：一種是認為父子相隱，合情合理，它維繫了正常的倫理關係和社會和諧；另一種是認為父子相隱，危害了法律正義和社會秩序。

對於這個問題的爭論，無論是維護父子親情的義務，還是維護法律正義的公正，都秉承了一種思維觀念，即把德性與正義看成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無論怎麼選擇，都必然會對一方造成傷害。

再來回顧一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從故事葉公與孔子的對話中，孔子並沒有否認躬直的行為具有正義屬性。他沒有否定躬的做法是一種“直”，至少認為是一種愚直，孔子對古之愚者，並沒有否定和貶抑。但也不推崇這種“直”，在孔子看來，“直”在這類事情上有兩種形式“證”與“隱”。“子為父隱”是為父隱，並非是為罪隱；換言之，是隱父不是隱罪。“證”是讓父親與過失一起顯現出來；而“隱”則是讓自己與過失一起顯現出來。孔子所言的“隱”和“直”是一致的，一方面，“直”在“隱”中，一方面透過“直”達到“隱”。孔子所言的“隱”是大隱，他把尊重親情與法律而又超越親情與法律的大義作為自己的選擇。孔子無論言“子為父隱”，還是“父為子隱”，都是“直在其中”，對正義的捍衛和對親情的維護是其應有之義。孔子既不主張徇私枉法，也不主張泯滅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