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性格是指由一定文化決定的人類群體或個體的心理特徵。它由一整套價值觀念、行為模式和文化心理積澱而成，貫穿在人的一生行為中。當我們面對曾國藩這樣一位歷史人物時，就深深感到他的顯赫事功與其複雜多元的文化性格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絡，而他複雜多元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又與特定的人文環境特別是湖湘文化的薰陶有關。 從曾國藩一生的不凡經歷中，我們不難發現，他確實是一個具有脾氣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輸、有蠻勁、好爭勝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將。這種特徵在他的日記、書信等文字記載中就有大量的反映。 明強 曾國藩認為：“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辯、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為本。”明是強的前提，須先明而後強；強從明出，不明不強。怎樣才能明強？他認為，一是能自勝者謂強；二是從自修處求強。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注重自己內心的修養，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質，透過日積月累，逐步形成聖賢標準的道德品行，這樣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強。 拙渾 拙渾即拙誠渾含。曾國藩時常自稱“鈍拙”，因而主張去偽崇拙，不尚機權，以“拙誠”破“機巧”。鈍拙又是與含渾有密切聯絡的。渾者，濁而不清也；也指糊塗，不明事理；亦有天然之意，如渾樸，渾厚，渾金璞玉。守拙用渾，是曾國藩性格特質中智慧的顯現。尤其是到了晚年，這位深諳世事的政治老人，更講求“拙渾”二字。他說，“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 堅忍 曾國藩還經常將忍之涵養置放於時間與空間的大背景裡來定位，這就使得他所身體力行的堅忍，具有極大的涵容性和主動性。正因為有這種認識，翻開曾國藩著作，堅忍維持、堅忍力爭、堅忍支撐、堅忍不懈等字眼隨處可見。曾國藩認為，講堅忍得講方法。他的方法是隨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隨時加以化解，不往心上去，不能傻忍，以致傷肝傷身。總之，忍以克己，是曾國藩外在形象和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也是他從一個文弱書生而平步青雲的重要原因。 平實 平實即平易篤實，是一種看似平淡、實則難持的性格特質。曾國藩認為，為人一要平和，二要求實。平和不僅可以養德，而且可以保身。“大抵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求實就是要“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偽之習。”他對一些文人士子的誇誇其談、自命不凡、言過其實頗不以為然，認為“文士之自命過高，立論過亢，幾成通病”。他用人時，比較偏愛用“鄉氣”重的人，蓋因其敦實淳樸，少浮滑之氣。 敬恕 曾國藩對人對己都重視敬以持躬、恕以待人的敬恕精神。為什麼要敬要恕呢？他認為，敬恕是作人之道，立德之基。能敬，則心志堅定而不放蕩；能恕，則不為一己私利所矇蔽。正因為如此，曾國藩早年在京城為自己制定的身心性命修養的日課表上，第一條就是“主敬”，即整齊嚴肅，無時不慎，無事時心在腔子裡，應事時，專一不雜，如日之升。曾國藩還將“恕”列為後代必須遵循的“八德”之一，“三致祥”之一。 勤恆 曾國藩天資平平，一生事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勤勉守恆所致。勤於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異勳；勤於學業，故得以遺存著述卅卷；勤於修身，故得以被家族後人尊為楷模；勤於教子，故得以使晚輩桃李成蔭。曾國藩說：“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他認為，勤如天地之陰氣，立身居家，作官治軍，都是依賴陽氣鼓盪。勤則興旺，隋則衰頹。所謂勤，就是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勤字功夫，一是要早起，二是要守恆。因此，他推崇早起，以早起為第一先務，認為治家要以不晏起為本。 儉廉 人生在世，需要長相廝守的東西很多，居家過日子，最重要的莫過於守儉；做官忙事功，最重要的莫過於守廉。一儉二廉，自然成了曾國藩約束家人的道德規範。他自己則身體力行，終身自奉寒素，清淡度日。他說：“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廉需儉養，儉因廉生。所以，他反覆強調作官以不要錢為本。做官而不發財，是守廉的基本之義。一旦決意從政，就要斷髮財之念。不貪財，不苟取，是曾國藩為官之信條。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能有這般清醒的認識和清楚的交待，反映了曾國藩的恪守傳統道德的封建士大夫的風貌。 謙謹 謙謹即謙虛恭謹。怎樣識別謙與不謙？曾國藩指出：“謙之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這就是說，謙謹是存之內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面色。謙不謙，謹不謹，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習慣於自以為是，頤指氣使的，往往一副捨我其誰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讓人難以接受。二是言語。言語是思想的外殼，驕橫的人並沒有在額頭上寫上驕橫二字，但言語之間透出的橫氣、霸氣，卻讓人感到難以接受，因之慾要謙謹，必得言語溫婉。三是書函。言語一變成文字，就白紙黑字了，所以落筆亦慎，用詞亦圓融，不要口氣太大。四是隨員。為官不但自己要謙謹，還要讓隨員們學會謙謹，有的隨員頗有氣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亂幫倒忙，毀了主子的名聲。所以選帶隨員要慎，管教隨員要嚴。 曾國藩文化性格特徵的形成，在湖湘士人性格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方面，湖湘之地由於遠離中原發達地區，地僻民窮，其地理自然條件比中原地區具有更大的複雜性和多變性，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苦創業中，鑄造了楚人倔強、執著的地方性格和獨特民風。近世湖湘士人勇於任事、敢於犧牲的堅韌性格即由此而來，在曾國藩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另一方面，兩宋以後，湖南成為“理學之邦”，儒家思想成為湖湘士人的基本信念。曾國藩出生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經過儒家文化的長期薰陶，理學觀念的艱苦修煉，遂又體現出儒雅的、圓融的、高度教化的一面。曾國藩將兩方面不露痕跡地融會在一起，於是就有了適應當時特定環境的儒雅的“血性意志”和性格特徵。
文化性格是指由一定文化決定的人類群體或個體的心理特徵。它由一整套價值觀念、行為模式和文化心理積澱而成，貫穿在人的一生行為中。當我們面對曾國藩這樣一位歷史人物時，就深深感到他的顯赫事功與其複雜多元的文化性格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絡，而他複雜多元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又與特定的人文環境特別是湖湘文化的薰陶有關。 從曾國藩一生的不凡經歷中，我們不難發現，他確實是一個具有脾氣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輸、有蠻勁、好爭勝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將。這種特徵在他的日記、書信等文字記載中就有大量的反映。 明強 曾國藩認為：“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辯、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為本。”明是強的前提，須先明而後強；強從明出，不明不強。怎樣才能明強？他認為，一是能自勝者謂強；二是從自修處求強。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注重自己內心的修養，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質，透過日積月累，逐步形成聖賢標準的道德品行，這樣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強。 拙渾 拙渾即拙誠渾含。曾國藩時常自稱“鈍拙”，因而主張去偽崇拙，不尚機權，以“拙誠”破“機巧”。鈍拙又是與含渾有密切聯絡的。渾者，濁而不清也；也指糊塗，不明事理；亦有天然之意，如渾樸，渾厚，渾金璞玉。守拙用渾，是曾國藩性格特質中智慧的顯現。尤其是到了晚年，這位深諳世事的政治老人，更講求“拙渾”二字。他說，“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 堅忍 曾國藩還經常將忍之涵養置放於時間與空間的大背景裡來定位，這就使得他所身體力行的堅忍，具有極大的涵容性和主動性。正因為有這種認識，翻開曾國藩著作，堅忍維持、堅忍力爭、堅忍支撐、堅忍不懈等字眼隨處可見。曾國藩認為，講堅忍得講方法。他的方法是隨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隨時加以化解，不往心上去，不能傻忍，以致傷肝傷身。總之，忍以克己，是曾國藩外在形象和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也是他從一個文弱書生而平步青雲的重要原因。 平實 平實即平易篤實，是一種看似平淡、實則難持的性格特質。曾國藩認為，為人一要平和，二要求實。平和不僅可以養德，而且可以保身。“大抵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求實就是要“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偽之習。”他對一些文人士子的誇誇其談、自命不凡、言過其實頗不以為然，認為“文士之自命過高，立論過亢，幾成通病”。他用人時，比較偏愛用“鄉氣”重的人，蓋因其敦實淳樸，少浮滑之氣。 敬恕 曾國藩對人對己都重視敬以持躬、恕以待人的敬恕精神。為什麼要敬要恕呢？他認為，敬恕是作人之道，立德之基。能敬，則心志堅定而不放蕩；能恕，則不為一己私利所矇蔽。正因為如此，曾國藩早年在京城為自己制定的身心性命修養的日課表上，第一條就是“主敬”，即整齊嚴肅，無時不慎，無事時心在腔子裡，應事時，專一不雜，如日之升。曾國藩還將“恕”列為後代必須遵循的“八德”之一，“三致祥”之一。 勤恆 曾國藩天資平平，一生事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勤勉守恆所致。勤於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異勳；勤於學業，故得以遺存著述卅卷；勤於修身，故得以被家族後人尊為楷模；勤於教子，故得以使晚輩桃李成蔭。曾國藩說：“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他認為，勤如天地之陰氣，立身居家，作官治軍，都是依賴陽氣鼓盪。勤則興旺，隋則衰頹。所謂勤，就是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勤字功夫，一是要早起，二是要守恆。因此，他推崇早起，以早起為第一先務，認為治家要以不晏起為本。 儉廉 人生在世，需要長相廝守的東西很多，居家過日子，最重要的莫過於守儉；做官忙事功，最重要的莫過於守廉。一儉二廉，自然成了曾國藩約束家人的道德規範。他自己則身體力行，終身自奉寒素，清淡度日。他說：“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廉需儉養，儉因廉生。所以，他反覆強調作官以不要錢為本。做官而不發財，是守廉的基本之義。一旦決意從政，就要斷髮財之念。不貪財，不苟取，是曾國藩為官之信條。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能有這般清醒的認識和清楚的交待，反映了曾國藩的恪守傳統道德的封建士大夫的風貌。 謙謹 謙謹即謙虛恭謹。怎樣識別謙與不謙？曾國藩指出：“謙之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這就是說，謙謹是存之內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面色。謙不謙，謹不謹，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習慣於自以為是，頤指氣使的，往往一副捨我其誰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讓人難以接受。二是言語。言語是思想的外殼，驕橫的人並沒有在額頭上寫上驕橫二字，但言語之間透出的橫氣、霸氣，卻讓人感到難以接受，因之慾要謙謹，必得言語溫婉。三是書函。言語一變成文字，就白紙黑字了，所以落筆亦慎，用詞亦圓融，不要口氣太大。四是隨員。為官不但自己要謙謹，還要讓隨員們學會謙謹，有的隨員頗有氣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亂幫倒忙，毀了主子的名聲。所以選帶隨員要慎，管教隨員要嚴。 曾國藩文化性格特徵的形成，在湖湘士人性格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方面，湖湘之地由於遠離中原發達地區，地僻民窮，其地理自然條件比中原地區具有更大的複雜性和多變性，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苦創業中，鑄造了楚人倔強、執著的地方性格和獨特民風。近世湖湘士人勇於任事、敢於犧牲的堅韌性格即由此而來，在曾國藩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另一方面，兩宋以後，湖南成為“理學之邦”，儒家思想成為湖湘士人的基本信念。曾國藩出生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經過儒家文化的長期薰陶，理學觀念的艱苦修煉，遂又體現出儒雅的、圓融的、高度教化的一面。曾國藩將兩方面不露痕跡地融會在一起，於是就有了適應當時特定環境的儒雅的“血性意志”和性格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