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鄭和下西洋是主動的南洋和印度洋活動，清延開國沒有動力。所以“國姓爺”是在明清兩朝之間的刺，對待鄭成功是兩個朝代皇帝對海洋的態度。

明清都禁海、禁通商。只是鄭成功的海軍太強大，誰都拿不住這個海盜大冒險家，只有封官許願。

明朝皇帝們連飯都吃不起、還是不忘禁海，清代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有心結交西方列強，只是兩邊隔著幾百年代差，尿不到一個壺，最後走上光榮退位，比吊死煤山歪朝樹的崇禎皇帝好幾倍。

日本人心中鄭成功像、華人心裡士大夫、臺灣人民的供奉神像。

確切來說，明清兩朝都很閉塞。明初朱老總實施過海禁，目的在於限制民間的出海貿易，取而代之的是以禮儀為基礎的朝貢制度，說白了就是各國以物換物。明成祖雖然有鄭和下西洋，但也是去獲得外交承認，繼續維繫朝貢制度。宣宗之後，更加嚴苛的海禁開始了，為了保障國庫的充裕，宣宗在陸路進行戰略收縮，放棄了西北東北各大司。直到嘉靖年間海盜猖獗，海禁的力度才有所放鬆。然後隆慶開關，明朝算是走向了開放，但也只是針對福建廣東沿海，為了遏制日本人，浙江沿海依舊是官貿為主。明政府對待傳教士的態度就是好吃好喝待著，允許他們跟士大夫交流，向他們詢問火炮火槍的鑄造技術，讓他們協助明政府推算天體曆法。但是政治方面是絕對不允許洋人插足的。在百姓民生上，明朝的民間在萬曆之後發展的比較開放，各地書院林立，王學演變成多個學派在這些書院裡進行傳播。宋朝失去的市人階級又在明末重新出現，市人包括士人、商人、地主，三方報團取暖，組成了一股維護自己利益與政府作鬥爭的政治勢力。

清朝呢，順治年間海禁較為嚴苛，目的是防範臺灣的明鄭政權。康熙拿下臺灣之後，海禁被放開，大陸允許四口通商，對於民間貿易管理較為嚴格，但也是可以出海貿易的。這點其實要比大明初年做的好的多。後來因為鄭氏集團的垮臺，東南亞的貿易主權重新回到荷蘭人之手，在南海和東海的荷蘭人活動頻繁，引起了康熙的警惕，此後斷斷續續的海禁和開海數次，最終康熙以海禁收尾。雍正即位後，東南的大臣上書請求開海，以緩解沿海的海盜猖獗問題。在認清利害之後，雍正皇帝下令四口通商，而且對於民間的出海貿易要比康熙年間的更為寬鬆。乾隆二十二年，因為洪任輝事件，海禁再次實施，中國僅留廣州一口通商，而且是嚴格管控出海民眾，做生意不能做大，對於攜帶的物資有嚴苛的標準。所謂一口通商其實是透過十三行來和外華人貿易，然後引進洋貨。鴉片戰爭之後，雖然是被迫開放港口，但也是開放了。在對待傳教士的態度上，清政府更加器重傳教士的武器研發和西法演算作用，在和荷蘭、俄羅斯進行外交時，更多的依仗了傳教士的世界觀和翻譯能力。但是對於民間，清政府一刻都沒有放鬆管控，明末的書院在清代得以傳承，但是正真知識淵博的人都被召集到北京去修書，以免出現新潮的反對皇權的思想，這點可以說是清政府從明朝後期失敗的皇權中總結出的經驗。

這樣綜上來看，明朝開放在民間，清朝開放在政府，其實半斤八兩，但是這兩個王朝都是嚴官酷吏的時代，與真正開放的宋朝和民國來比較，可以說是兩個閉塞的東方帝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