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八年設立軍機處後，該機構經濟波折變遷。乾隆年間，軍機處一度被裁改為總理事務處。乾隆二年（1737年）重設軍機處，除處理軍務外，還開始就近辦理皇帝“特旨交出之事”。軍機處日趨正規化，主體結構和規制基本定型於乾隆前期，至嘉慶時期更加完善。

（乾隆）

就職官而言，軍機處的職官設有滿、漢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軍機大臣非專職，均為兼職，由皇帝隨時“於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京堂內特簡，無定員。”軍機大臣的人數在《大清會典》中記載是“無定員”，但有學者根據錢實甫所撰《清代職官年表》進行考察，發現在乾隆朝同時入值軍機處者大多為六至七員，嘉慶朝常以四至五員，此後形成慣例，道、鹹、同、光幾朝大概為四至六員，其員額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根據鄭天挺的研究，軍機處存在一百八十餘年，有二十七人擔任過“首揆”（第一軍機大臣），其中四個滿洲親王，十五個旗人，八個漢人。親王僅佔四人，這也可以看出軍機處有維護皇權，抑制滿洲貴族勢力的目的。軍機大臣由大學士滿、漢各一員為首領，時稱為“揆首”或“領袖”。凡入值軍機處的官員，稱為“軍機處行走”或“軍機大臣上行走”，均為兼差，仍保留原任實缺。在軍機大臣的任用上，有學者指出，在雍正朝時，多以正一品和從一品的官員入值軍機處；乾隆朝時，基本是從二品以上的官員入值軍機處；嘉慶朝時，也多以從二品以上的官員入值軍機處，此後成為定製。從入值者的本職來看，雍正朝初任軍機大臣的有京官、大學士、地方官等；到乾隆朝時，入值者多為京官，尤以尚書、侍郎為多，偶有地方官入值；到嘉慶朝時，已無地方官入值軍機處，並因和珅在乾隆時貪贓枉法為戒，明令禁止御前大臣兼軍機大臣，這些慣例都被後世沿襲。

（嘉慶）

軍機章京是軍機處辦理文書事務的官員，“滿、漢軍機章京各分為兩班，每班各八人，其八人內各以一人領班，國(滿)語謂之達拉密，由軍機大臣揀派資深望重者為之。”據《大清會典》記載：軍機章京，掌分辦清、漢字之事。繕寫諭旨、記載檔案、查核奏議……。”軍機章京的選撥，都是由各部衙門保舉，經過軍機大臣親自考試，任用條件一般是年輕、幹練、字畫端楷、不用大員子弟。雖然軍機章京一般只是四五品，官銜並不大，但由於肩負機要，又能夠接近皇帝，因此也是備受仰慕。

（軍機處官員）

軍機處的職掌，概括地說是：“掌書諭旨，綜軍國之要，以纘上治機務。常日直禁廷以待召見”，“巡幸亦如此”。具體地說，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草擬諭旨。二是參予處理官員奏摺。三是討論國家施政方略，獻言獻策。四是隨時為皇帝充當顧問，以備諮詢。另外還有推薦官吏，整理檔案，監督考試等等。

軍機處的出現順應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專制制度的發展，是歷史的必然產物。雖然它的出現代表著也推動了封建君主專制的進一步加強，在今日看來應當否定。但在歷史的環境中，它的出現有助於封建皇權的加強，社會政治秩序的穩固和社會經濟的平穩執行發展，自然有其歷史的進步意義，不可一味抹殺。而且，軍機處作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上最後也是極為重要的一種，以及清史進而到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政治制度，是中國古代在政治制度和國家政權建構上的重要舉措，在今天仍有其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參考文獻：

1、宋希斌：《論清代軍機處的創立及其正規化》，《歷史教學》，2005年第11期。

2、清朝官修：《大清會典》（光緒朝），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3、鄭天挺：《清史簡述》，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雍正即位六年後才設軍機處，當時主要是為了辦理西北軍務。軍機處不像六部，不是辦事的衙門。但在實際應用中它加強了皇帝對國事的控制，教科書上的說法是加強了中央集權。因它不是衙門，也就沒有實際的品階。叫辦理軍機大臣，後來叫軍機處大臣上行走，很是彆扭。再後來簡稱軍機大臣。能入軍機處的一般為親王，大學士，內閣首輔，或六部官員。如雍正朝張廷玉，乾隆朝的和珅，光緒朝最後一位軍機大臣袁世凱。

這不難理解了，軍機大臣都是皇帝心腹，只聽命於皇帝，也是皇帝的高參，但他沒有直接權力干預人事任免或定奪國家大事。大學教科書上說軍機處有官無吏，其實看你怎麼理解，把皇帝當成官，軍機大臣就成了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