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話，一為物哀，一為比德。
有幸讀過《紅樓夢》，也讀過豐子愷先生譯的《源氏物語》，正如題主所問，這兩本小說都運用了以花喻人的手法。
對紅樓夢和源氏物語，學界更多地能感受到二者的相同之處。尤其是源氏物語的物哀傳統與紅樓夢的終極悲劇二者之間的不謀而合，可以說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奇景。
說到以花喻人，這也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詩經》中就有很多美人如花的句子，類似“顏如舜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都是代表。《楚辭》也同樣有著“香草美人”的傳統，屈原在離騷中就已經借美人，美花來寫自己。這都不必多說，以至於後世，美人如花這個觀念深入人心。
《源氏物語》的以花喻人，大概是受中國唐代的影響。在紫式部創作《源氏物語》時，受到了唐代文學的很大影響。比如，《源氏物語》中大量引用了白居易的詩歌，並且是作為第一流的作品而引用。所以，這種以花喻人的傳統，可能也是來自古代中國。（我對日本古典文學瞭解不多，不知道日本古典中有沒有這樣的傳統。）
但雖然同樣以花喻人，這兩本小說因為中日文化之差異，到底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概括來說，作為日本古典文學的開山之作，《源氏物語》的以花喻人的服務中心更多地是一種物哀傳統，並伴隨著幽玄、寂等日本古典審美意味，而《紅樓夢》的以花喻人當然也有借花嘆人之意味，但卻多了一層深重的“比德”意味。
展開來說，《源氏物語》中的滕壺皇后，紫姬，夕顏等眾女都有各自對應的花喻，但更多地可能都是借花的凋謝寫人的生命的短暫，尤其是美麗的女性之命運多舛，漂泊無依，就如狂風中搖曳的花朵，越美越悲，越悲越美。再加上《源氏物語》中悲觀的世界觀，遁入空門的思想觀念，構成了一種日本的禪宗式幽玄，靜寂與虛無。借用袁枚的話，可能就是: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而在《紅樓夢》中，以花喻人除了以上這些特點外，還有著“比德”的手法的豐富運用。所謂“比德”，就是把人的品質，性格，命運與某種特定的花聯絡到一起，並用語言進行聯結與表達。最早的最簡單的“比德”，可以追溯到《論語》中的松柏:歲寒，然後之松柏之後凋也。到了屈原那裡，香草美人的傳統更是讓這種“比德”手法成為中國古典文學詠物的傳統，我們經常說的“歲寒三友”，“花中四君子”等，都是這種“比德”思維的產物。在《紅樓夢》中，“金陵十二釵”其實已經成為了“金陵十二花”，這些女孩各自有著象徵自己的花朵，而對這些花朵，作者又都下了各自的判詞。比如我們知道，薛寶釵就是牡丹花，這這樣的比德傳統下，薛寶釵擁有一切牡丹花的優良品質，也同時存在著一二牡丹花的缺點。
這個“比德”手法的使用，還有一個極大的好處，就是能夠將以少總多，用一朵花寫一種人，而且還將這花與人深深地包納到了文化傳統之中。譬如湘雲是海棠花，想到海棠，我們就不能不聯想到蘇軾筆下的海棠，那種秉燭夜遊的魏晉風度，豈不正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紅燭照高妝”。再比如妙玉是蘭花，那麼不得不想到杜甫筆下的《佳人》，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這豈非妙玉的極佳寫照？這樣的傳神達意，以一窺萬而能情貌無遺形神兼備，同時又是深植文化傳統，令人聯想豐富的寫法，不用“比德”之法的話，恐怕是根本達不到也不可能的。
當然，“比德”之法也有弊端，那就是刻板印象。不過這不在題主所問，也就不多說。
所以，即便同樣是以花喻人，到底因為文化傳統的不同，有著不同的意義內涵，也有不同的表現形態。綜上，《源氏物語》的以花喻人是用了“物哀”之法，而《紅樓夢》的以花喻人則更多地運用了“比德”之法。
一句話，一為物哀，一為比德。
有幸讀過《紅樓夢》，也讀過豐子愷先生譯的《源氏物語》，正如題主所問，這兩本小說都運用了以花喻人的手法。
對紅樓夢和源氏物語，學界更多地能感受到二者的相同之處。尤其是源氏物語的物哀傳統與紅樓夢的終極悲劇二者之間的不謀而合，可以說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奇景。
說到以花喻人，這也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詩經》中就有很多美人如花的句子，類似“顏如舜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都是代表。《楚辭》也同樣有著“香草美人”的傳統，屈原在離騷中就已經借美人，美花來寫自己。這都不必多說，以至於後世，美人如花這個觀念深入人心。
《源氏物語》的以花喻人，大概是受中國唐代的影響。在紫式部創作《源氏物語》時，受到了唐代文學的很大影響。比如，《源氏物語》中大量引用了白居易的詩歌，並且是作為第一流的作品而引用。所以，這種以花喻人的傳統，可能也是來自古代中國。（我對日本古典文學瞭解不多，不知道日本古典中有沒有這樣的傳統。）
但雖然同樣以花喻人，這兩本小說因為中日文化之差異，到底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概括來說，作為日本古典文學的開山之作，《源氏物語》的以花喻人的服務中心更多地是一種物哀傳統，並伴隨著幽玄、寂等日本古典審美意味，而《紅樓夢》的以花喻人當然也有借花嘆人之意味，但卻多了一層深重的“比德”意味。
展開來說，《源氏物語》中的滕壺皇后，紫姬，夕顏等眾女都有各自對應的花喻，但更多地可能都是借花的凋謝寫人的生命的短暫，尤其是美麗的女性之命運多舛，漂泊無依，就如狂風中搖曳的花朵，越美越悲，越悲越美。再加上《源氏物語》中悲觀的世界觀，遁入空門的思想觀念，構成了一種日本的禪宗式幽玄，靜寂與虛無。借用袁枚的話，可能就是: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而在《紅樓夢》中，以花喻人除了以上這些特點外，還有著“比德”的手法的豐富運用。所謂“比德”，就是把人的品質，性格，命運與某種特定的花聯絡到一起，並用語言進行聯結與表達。最早的最簡單的“比德”，可以追溯到《論語》中的松柏:歲寒，然後之松柏之後凋也。到了屈原那裡，香草美人的傳統更是讓這種“比德”手法成為中國古典文學詠物的傳統，我們經常說的“歲寒三友”，“花中四君子”等，都是這種“比德”思維的產物。在《紅樓夢》中，“金陵十二釵”其實已經成為了“金陵十二花”，這些女孩各自有著象徵自己的花朵，而對這些花朵，作者又都下了各自的判詞。比如我們知道，薛寶釵就是牡丹花，這這樣的比德傳統下，薛寶釵擁有一切牡丹花的優良品質，也同時存在著一二牡丹花的缺點。
這個“比德”手法的使用，還有一個極大的好處，就是能夠將以少總多，用一朵花寫一種人，而且還將這花與人深深地包納到了文化傳統之中。譬如湘雲是海棠花，想到海棠，我們就不能不聯想到蘇軾筆下的海棠，那種秉燭夜遊的魏晉風度，豈不正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紅燭照高妝”。再比如妙玉是蘭花，那麼不得不想到杜甫筆下的《佳人》，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這豈非妙玉的極佳寫照？這樣的傳神達意，以一窺萬而能情貌無遺形神兼備，同時又是深植文化傳統，令人聯想豐富的寫法，不用“比德”之法的話，恐怕是根本達不到也不可能的。
當然，“比德”之法也有弊端，那就是刻板印象。不過這不在題主所問，也就不多說。
所以，即便同樣是以花喻人，到底因為文化傳統的不同，有著不同的意義內涵，也有不同的表現形態。綜上，《源氏物語》的以花喻人是用了“物哀”之法，而《紅樓夢》的以花喻人則更多地運用了“比德”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