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姐姐》這首歌是什麼時候寫的？這首歌中每個人物都具備了高度理想化和藝術化的特徵，其實你想表達的怎樣的一種感情或訴求？ 張楚 ：這首歌是1990年創作的。其實我的家庭是很正常的家庭，在這首歌裡，我把家庭的一些東西誇張化了，很多人都以為這是我的真情流露，但這首歌其實不是在寫我自己的故事。當時中國改革開放了，我想在這個比較老的文化大背景下講，是描述當時一種年輕人的願望。那時候在父母的眼裡，你是必須按照他們所設計的方式來做選擇，但事實上，往往會有很多個性的小孩，他們想要有自己的選擇。這首歌表達了一種年輕人的不滿，也展現了他們渴望改變的願望。其實這首歌很理想化，但是苦於無法實現所以會有一點絕望的情緒在裡頭。 主持人：在一些採訪中，你也曾談到《姐姐》這首歌只是當時心情的一個簡單的抒發，那麼您認為《姐姐》這一極度私人化的作品被廣為流傳的傳唱，是寄託了當時年輕人怎樣的感情在裡面？ 張楚 ：我們或許是當時一種文化的製造者，我們有自己的原則，有我們自己的自由，還有一些哲學的訴求。脫離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教育，年輕人可能就會變得有更多的要求，他們要求更人性、更真實的東西。基於這個製造了改革開放後的文化，年輕人可能會要求更人性、更真實的東西，或許在邏輯上不一定正確，但反映出的感受是最真實的，那麼就會進入人的心裡。 主持人：在1994年的紅磡演唱會上，你並沒有演唱這首歌。而且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你對《姐姐》都有著一種排斥心理。這是怎樣的緣故？ 張楚 ：大部分人對這首歌的理解可能不是我所要表達的那種意思，我覺得自己和這首歌都被曲解了，所以很大一部分時間我不願意再唱這首歌。像你剛才說的，你能正確理解我的表達意圖，那我非常樂意唱給你聽，因為我們能交流。但是如果一直喋喋不休地曲解，那你對這首歌原本的創作情感就會出來控制，它不是這樣的。主持人：在去年樹音樂公司主辦的”樹生長的聲音”上海演唱會上，你在返場的時候又唱了《姐姐》。當時你的感覺是如何的？ 張楚 ：那還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有些東西得到了沉澱。這也跟我的一個狀態有關係。你知道，其實返場要達到的是一種演出效果，我們說這是一場演出。現在對我來說，我可能理解的東西要更多，我不堅持做一種死磕的搖滾，有些東西是隨著你自身在改變。
主持人：《姐姐》這首歌是什麼時候寫的？這首歌中每個人物都具備了高度理想化和藝術化的特徵，其實你想表達的怎樣的一種感情或訴求？ 張楚 ：這首歌是1990年創作的。其實我的家庭是很正常的家庭，在這首歌裡，我把家庭的一些東西誇張化了，很多人都以為這是我的真情流露，但這首歌其實不是在寫我自己的故事。當時中國改革開放了，我想在這個比較老的文化大背景下講，是描述當時一種年輕人的願望。那時候在父母的眼裡，你是必須按照他們所設計的方式來做選擇，但事實上，往往會有很多個性的小孩，他們想要有自己的選擇。這首歌表達了一種年輕人的不滿，也展現了他們渴望改變的願望。其實這首歌很理想化，但是苦於無法實現所以會有一點絕望的情緒在裡頭。 主持人：在一些採訪中，你也曾談到《姐姐》這首歌只是當時心情的一個簡單的抒發，那麼您認為《姐姐》這一極度私人化的作品被廣為流傳的傳唱，是寄託了當時年輕人怎樣的感情在裡面？ 張楚 ：我們或許是當時一種文化的製造者，我們有自己的原則，有我們自己的自由，還有一些哲學的訴求。脫離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教育，年輕人可能就會變得有更多的要求，他們要求更人性、更真實的東西。基於這個製造了改革開放後的文化，年輕人可能會要求更人性、更真實的東西，或許在邏輯上不一定正確，但反映出的感受是最真實的，那麼就會進入人的心裡。 主持人：在1994年的紅磡演唱會上，你並沒有演唱這首歌。而且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你對《姐姐》都有著一種排斥心理。這是怎樣的緣故？ 張楚 ：大部分人對這首歌的理解可能不是我所要表達的那種意思，我覺得自己和這首歌都被曲解了，所以很大一部分時間我不願意再唱這首歌。像你剛才說的，你能正確理解我的表達意圖，那我非常樂意唱給你聽，因為我們能交流。但是如果一直喋喋不休地曲解，那你對這首歌原本的創作情感就會出來控制，它不是這樣的。主持人：在去年樹音樂公司主辦的”樹生長的聲音”上海演唱會上，你在返場的時候又唱了《姐姐》。當時你的感覺是如何的？ 張楚 ：那還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有些東西得到了沉澱。這也跟我的一個狀態有關係。你知道，其實返場要達到的是一種演出效果，我們說這是一場演出。現在對我來說，我可能理解的東西要更多，我不堅持做一種死磕的搖滾，有些東西是隨著你自身在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