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司馬光說：智瑤的滅亡，在於才勝過德。才與德是不同的兩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論之曰賢明，於是就看錯了人。所謂才，是指聰明、明察、堅強、果毅；所謂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輔助；德，是才的統帥。原文：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此文出自北宋司馬光所著的《資治通鑑》擴充套件資料寫作背景：司馬光曾患歷代史籍浩繁，學者難以遍覽，因欲撮取其要，撰紀傳體史。初成《通志》8卷，起戰國至秦二世，表進於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視。治平三年（1066），詔置書局於崇文院，繼續編纂。宋神宗即位，賜書名為《資治通鑑》，並序以獎之。元豐七年（1084）書成。《通鑑》由司馬光總其大成，協修者有劉恕、劉攽、範祖禹3人。劉恕博聞強記，自《史記》以下諸史，旁及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對《通鑑》的討論編次，用力最多。劉攽於漢史、範祖禹於唐史，都有專深的研究。他們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貢獻。最後，由司馬光修改潤色，寫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奪，一出於光。《通鑑》徵引史料極為豐富，除十七史外，所引雜史諸書達數百種。書中敘事，往往一事用數種材料寫成。遇年月、事蹟有歧異處，均加考訂，並註明斟酌取捨的原因，以為《考異》。《通鑑》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尤以《隋紀》、《唐紀》、《五代紀》史料價值最高。《通鑑》因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統一修辭，故文字優美，敘事生動，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並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於敘事外，還選錄了前人的史論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了史論118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歷史觀點。對歷史上有關圖讖、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是史學思想的重要進步。《通鑑》成書後，元豐八年，範祖禹、司馬康、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畢，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見。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有餘姚重刻本，亦多殘缺。中華書局據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標點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鑑》較好的版本。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進士及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反對王安石變法，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諡號文正。名列“元祐黨人”，配享宋哲宗廟廷，圖形昭勳閣；從祀於孔廟，稱“先儒司馬子”；從祀歷代帝王廟。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二十國無“紀”。又如《通鑑》載魏明帝太和五年：“（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雲，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司馬光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才編寫《資治通鑑》，這就決定了此書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編纂《資治通鑑》時，在繼承前人的同時，又有所發展。他把歷史的君主根據他們的才能分為創業、守成、陵夷、中興、亂亡五類。
臣司馬光說：智瑤的滅亡，在於才勝過德。才與德是不同的兩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論之曰賢明，於是就看錯了人。所謂才，是指聰明、明察、堅強、果毅；所謂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輔助；德，是才的統帥。原文：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此文出自北宋司馬光所著的《資治通鑑》擴充套件資料寫作背景：司馬光曾患歷代史籍浩繁，學者難以遍覽，因欲撮取其要，撰紀傳體史。初成《通志》8卷，起戰國至秦二世，表進於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視。治平三年（1066），詔置書局於崇文院，繼續編纂。宋神宗即位，賜書名為《資治通鑑》，並序以獎之。元豐七年（1084）書成。《通鑑》由司馬光總其大成，協修者有劉恕、劉攽、範祖禹3人。劉恕博聞強記，自《史記》以下諸史，旁及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對《通鑑》的討論編次，用力最多。劉攽於漢史、範祖禹於唐史，都有專深的研究。他們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貢獻。最後，由司馬光修改潤色，寫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奪，一出於光。《通鑑》徵引史料極為豐富，除十七史外，所引雜史諸書達數百種。書中敘事，往往一事用數種材料寫成。遇年月、事蹟有歧異處，均加考訂，並註明斟酌取捨的原因，以為《考異》。《通鑑》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尤以《隋紀》、《唐紀》、《五代紀》史料價值最高。《通鑑》因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統一修辭，故文字優美，敘事生動，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並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於敘事外，還選錄了前人的史論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了史論118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歷史觀點。對歷史上有關圖讖、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是史學思想的重要進步。《通鑑》成書後，元豐八年，範祖禹、司馬康、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畢，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見。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有餘姚重刻本，亦多殘缺。中華書局據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標點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鑑》較好的版本。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進士及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反對王安石變法，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諡號文正。名列“元祐黨人”，配享宋哲宗廟廷，圖形昭勳閣；從祀於孔廟，稱“先儒司馬子”；從祀歷代帝王廟。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二十國無“紀”。又如《通鑑》載魏明帝太和五年：“（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雲，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司馬光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才編寫《資治通鑑》，這就決定了此書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編纂《資治通鑑》時，在繼承前人的同時，又有所發展。他把歷史的君主根據他們的才能分為創業、守成、陵夷、中興、亂亡五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