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得看情況，一共分三種。從他們的境遇可以看出，知識不但可以改變命運，關鍵時刻，還可以救命。

第一種，納粹黨員科學家。二戰期間，美國有個“回形針計劃”，旨在吸收德國納粹科學家，透過爭奪，將大批德國火箭技術專家及高階研究人員轉移至美國，只要你足夠優秀，不用改名換姓的逃亡，自有八抬大轎去抬。 最有名的是德國“火箭之父”黨衛軍少校馮.布勞恩，相當的被納粹黨器重，戰後又被美國花大價錢請走，不但沒受到審判，還主持了土星五號等大工程，成了美國航天之父和阿波羅登月設計師。

二戰後，人類的外科醫學，生物醫藥領域和太空領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個與德日兩國的活體實驗資料和經驗有很大關係。畢竟，人體試驗的確有不可替代性，哪怕現在疫苗研發最終也要進行人體臨床實驗。

“回形針行動”中的赴美德國科學家

被德國國防軍簇擁的“德國火箭之父”——黨衛軍少校馮.布勞恩

與美國總統相談甚歡的“美國民族英雄”校馮.布勞恩博士

第二種，雖然算不上科學家或者工程師，但是有一技之長。他們大多隱姓埋名，逃往南美洲。而這些南美的獨裁國家沒有捲入二戰，與德國沒有仇恨，甚至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國還有悠久親德和德裔移民基礎，而且。這些國家也非常迫切需要大量治國、治軍和其他方面的技術型人才（比如醫生）。結果是，二戰後，一度非常低調的南美洲國家軍隊建設和訓練水平突飛猛進，比如80年代初的馬爾維納斯戰爭，阿根廷空軍超高的作戰素質，硬是把英軍打的一愣一愣的。

智利至今還沿用的40年代的德式制服，和儀仗隊行進模式，大家看看是不是感覺很穿越。

與第一點的科學家不同，他們大多隱姓埋名，換了身份。不過，素有“納粹捕手”之稱的以色列的摩薩德（世界四大情報組織之一）為了給二戰期間的猶太死難者復仇，一直在世界各地不遺餘力地追捕前納粹戰犯。尤其是1961年對阿道夫·艾希曼的追捕堪稱典範。由摩薩德局長哈維爾親自率特工前往阿根廷，把隱居在那裡納粹戰犯艾希曼秘密綁架到以色列接受審判。總之，不能讓一個納粹分子壽終正寢。

由摩薩德局長帶隊，以色列特工奔襲18000公里追捕艾希曼

比如，對狡詐的集中營的“死亡醫生門格勒”，其在南美溺水身亡並匿名下葬後，還聯合德國司法部，挖地三尺進行DNA測試，證明死者身份，以排除詐死後進一步潛逃的可能。進入本世紀，2017年，前納粹黨衛軍成員、奧斯威辛集中營會計，已經96歲的格呂寧(Oskar Gröning)被審判處4年徒刑，並且被判必須入獄服刑。。

96歲的格呂寧出庭受審

第三種，直接被逮捕，受到審判。這個就不多贅述。

二戰一結束結束，所有納粹都開始了歷史性的大逃亡。首要逃亡方向肯定是盟軍佔領區（西德國），畢竟留在東德面對蘇聯嚴酷的審判與流放簡直生不如死。

然而逃亡盟軍佔領區並不那麼輕鬆，因為大部分納粹黨與黨衛軍士兵身上都有血型字母象徵身份的紋身，而他們又是盟軍重點關注的物件。因此盟軍會對大部分俘虜與難民優先會進行身體識別，一但黨衛軍與納粹黨的身份被認證，他們就會被關進監獄，再進一步識別個人身份與二戰中行為規範認證。有些在東線呆得太久的甚至會被遣返蘇佔區！

但是也有人幸運逃脫的，他們大部分會首先逃亡至西班牙與葡萄牙。畢竟西班牙成為歐洲最後的法西斯國家，葡萄牙又是中立國。進入兩牙後要嗎留下，要嗎在考慮逃亡其它講葡萄牙語與西班牙語的南美洲國家，也有少部分潛逃美國與加拿大的。

不管他們逃亡何處，在一定幾十年安定生活以後，他們會面對以色列特工摩薩德的頑強追捕！比如納粹種族大屠殺者策劃者之一的阿道夫.艾希曼就被成功抓獲，並綁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當然也有人逃過追捕的像“死亡天使”納粹醫生約瑟夫.門格勒。

就現在來說一些肇事者與屠殺者已漸漸離世，二戰已經離我們遠去，正義之燈逐漸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