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氏傳》是繼之出現的又一愛情佳作。作者沈既濟，德清（今屬浙江）人，唐德宗時做過史館修撰，《舊唐書》本傳稱他“博通群籍，史筆尤工”。這篇小說可能作於建中二年（781），寫貧士鄭六與狐精幻化的美女任氏相愛，鄭六妻族的富家公子韋崟知此事後，白日登門，強施暴力，任氏堅拒不從，並責以大義，表現了對愛情忠貞。後鄭六攜任氏赴外地就職，任氏在途中為獵犬所害。小說情節曲折豐富，對任氏形象的刻劃尤為出色，生動地表現了她多情、開朗、機敏、剛烈的個性特徵，與六朝那些簡單粗陋的狐女故事相比，《任氏傳》在使異類人性化、人情化方面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就。

“韋瑩”有誤應該是“韋崟”

從《任氏傳》傳奇中任氏和“韋崟”不存在曖昧關係。

指韋崟逼迫任氏就範，任氏奮力拒抗四個回合而未見扭轉形勢的情況下所做的最後努力，任氏先是以兄弟情意來軟化韋崟，接著以“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據理力爭，以柔克剛的招式最終博得韋崟的同情和後來的傾囊相助，“凡任氏之薪位牲餼，皆崟給焉”，任氏用言辭的力量獲得一勞永逸的靠山，免除了她和鄭六在經濟上的後顧之憂。最後看任氏之多情與多義：其“多情”體現在三件事上，一是前面提到的任氏為拒絕韋崟的凌辱，“汗若濡雨”也在所不懼，“神色慘變”四字更可見她對鄭六的一分貞心；二是讓鄭六買馬賣馬，以獲厚利，供二人生計，這件事不僅可見出任氏的真情和用心，更見出其聰慧的特性，若說她有狐性的話，這未嘗不算細微的表現；第三件事是鄭六強求任氏同行一節，任氏說“旬月同行，不足以為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任氏已預料到途中必遇獵狗，所以借種種理由拒絕此次同行，在任氏看來，狐命不足惜，但真情難得，任氏儲存自己的狐命，為的是同鄭六有長久的廝守，而這一切，並不為莽夫鄭六所察覺和領悟，最後“任氏不得已，遂行！”“多義”是指任氏自知韋崟對自己的一份深情卻不能以身相許，便主動為韋崟廣求麗人，以滿足韋崟的食色之好，其行為本身可能會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嫌疑，但是，我們若撇開這種行為本身，則不能不說任氏實在是個多義女子。綜上，任氏是以一個人性和狐性雜糅（人性多餘狐性）的形象顯現於讀者眼中，作者沈既濟力圖凸現其妖性的努力其實是徒勞的嘗試，大唐王朝的詩意生活和豪邁不羈的心靈狀態並沒有成全沈氏，所以，唐傳奇才有不遜唐詩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