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編年體通史，記述了從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後周顯德六年（959年）期間的歷史。全書選材廣泛，除了有依據的正史外，還採用了野史雜書320多種，而且對史料的取捨非常嚴格，內容比較翔實可信，歷來為歷史學家所推崇。《資治通鑑》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了司馬光著史治國的本意，它不僅為統治者提供借鑑，也為全社會提供了一筆知識財富，被人們稱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即“通鑑學”。
陸游是南宋時期傑出的愛國詩人，以愛國思想和卓越的詩篇聞於古今，他的《放翁家訓》是其於乾道四年（1168年）寫成，用來告誡子孫後代的。陸游在書中所提倡的處世之道，雖多為日常生活，且多為瑣事，但都是人們應戒之、慎思之的，其中的許多內容至今仍可視為金玉良言。
南宋初期的呂本中的《官箴》是千百年官場文化思考者思想的薪傳、經驗的積澱。該書僅一卷，詞簡義精，每一則都堪稱空前絕後，是真正的傳世絕學。書中總括了當官之法的三字訣：“清、慎、勤”，被後世學人士大夫譽為“千古不可易”，影響深遠，並廣為後學官箴援引。《官箴》雖是為規誡官員們而寫的，講的卻是關於為官處世的要求，但其中的許多處世之道對一般人也有借鑑意義。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編年體通史，記述了從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後周顯德六年（959年）期間的歷史。全書選材廣泛，除了有依據的正史外，還採用了野史雜書320多種，而且對史料的取捨非常嚴格，內容比較翔實可信，歷來為歷史學家所推崇。《資治通鑑》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了司馬光著史治國的本意，它不僅為統治者提供借鑑，也為全社會提供了一筆知識財富，被人們稱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即“通鑑學”。
陸游是南宋時期傑出的愛國詩人，以愛國思想和卓越的詩篇聞於古今，他的《放翁家訓》是其於乾道四年（1168年）寫成，用來告誡子孫後代的。陸游在書中所提倡的處世之道，雖多為日常生活，且多為瑣事，但都是人們應戒之、慎思之的，其中的許多內容至今仍可視為金玉良言。
南宋初期的呂本中的《官箴》是千百年官場文化思考者思想的薪傳、經驗的積澱。該書僅一卷，詞簡義精，每一則都堪稱空前絕後，是真正的傳世絕學。書中總括了當官之法的三字訣：“清、慎、勤”，被後世學人士大夫譽為“千古不可易”，影響深遠，並廣為後學官箴援引。《官箴》雖是為規誡官員們而寫的，講的卻是關於為官處世的要求，但其中的許多處世之道對一般人也有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