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運動中，譚嗣同拜在康有為的門下，後來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援下，譚嗣同透過南學會的一系列活動，對湖南區域性維新風氣的形成起到過重要作用。

在維新派的努力下，當時的湖南風氣大開，堪稱是全國楷模。

光緒釋出定國是詔後，譚嗣同經學士徐致靖保薦，與楊銳、林旭、劉光第三人同參新政，當時被稱為軍機四卿，但由此也招來了頑固大臣們的強烈嫉恨和仇視。

戊戌年九月，由於形勢急劇惡化，譚嗣同冒險勸說袁世凱設法救皇上的計劃失敗後，慈禧太后很快發動政變，將光緒軟禁，並四出捕殺維新人士。

譚嗣同本是完全有機會逃脫的，比如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早已致信讓他避禍；即使在政變發生後，他也完全可以像梁啟超一樣避居日本使館，但譚嗣同堅辭不受，並說：

“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

當時還有日本志士數人，極力勸說他東渡，但都被譚嗣同拒絕，他說：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隨後，譚嗣同就在瀏陽會館“莽蒼蒼齋”靜待捕者。譚嗣同被捕後，在獄中寫下這樣一首詩：

“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