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明一點，就是社會的發展理應是一點一點的進步，而不是倒退。從夏商到宋朝，中國的社會一直在穩步不停的向前邁進，如果按照社會發展性質來劃分，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走向封建社會的國家，也是第一個結束封建社會走向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國的整體一直不同於西方世界和日本，所以看待中國的歷史，不能就用西方的時代定義來劃分。

宋朝有很多突破性的政治建設，以文統武可以防止國家分裂，有利於國家統一。宋朝的中央政府空前的重視工商業的發展，雖然宋朝依然是個農業大國（人口大國必然以農業為主），但是工商業已經在社會上佔據了不可忽視的地位。以往的絲綢之路和海貿都是官貿，而從宋朝開始，大量的民船開始出海貿易。在城市坊市制被打破，文化上儒學返璞歸真，開始重新回到孔孟思想，並且演化出了多種學派，可以說除了軍事，宋朝的其他領域都是中國古代的最高峰。

按照歷史的推演，本應該是在金國的漢人將領像北周的楊堅一樣篡奪皇位，然後建立一個新的強大的北方帝國，隨後南下滅宋，並保持文化的延續，改革宋朝的軍制，繼承宋代的經濟政治政策，並有新的進步，最後這個新誕生的中華帝國將在工業革命之前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然而蒙古人中斷了這個程序，因為蒙古帝國的社會建設非常落後，所以新生的大元並沒有給中國的政治和文明進步注入新的活力，反而因為政府的放任和不重視，使得中華政體出現了一個倒退。明太祖朱元璋恢復中華之後，因為97年的耽擱，新的華夏政權已經分不清什麼是宋制什麼是元制了，所以乾脆一杆子支到漢唐，繼續來個歷史大倒車，晚明的社會雖有進步，但是中央制度這個大坑一直不變，所明朝很難繼續有新的突破。清朝清襲明制，就是像朱元璋一樣又強硬的控制了國家，在政治上沒有給中國注入新的活力。所以綜合來看，元明清三代不是文明的斷層，而是文明的倒退。

「胡楊答問」中華文明的倒退時期:元明清一、元朝：中國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

元代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層文化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下層文化或者說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

忽必烈曾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雖然後來忽必烈決定以漢法治漢人，但對漢人的禮法傳統，始終不予重視。

蒙古軍隊時常屠城。1122年華人口9347萬，元滅宋後降至887萬。

蒙古人在中國所遇的抵抗是他們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最為頑強的。南宋軍隊雖稱軟弱，但是也湧現了眾多鐵骨錚錚的人物：襄陽之圍，宋人堅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戰，數千守軍戰鬥至死，只餘六人，反背相柱，殺敵多人後才壯烈殉國。元兵圍揚州，守將李庭芝誓死堅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親自勸降也拒不接受。他們殺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書於城上。"城中糧盡，有自食其子以堅持者"……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數十年的抗元戰爭，最可怕的後果是消耗掉了漢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氣、有膽量的人大面積地被消滅。在文天祥賦詩而死、陸秀夫負幼主蹈海而亡後，中國作為一個文化體已經滅亡。"崖山之後，已無中華"，就是指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中國的脊樑已被打斷，中華精神已經滅絕。

其根源在於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他從社會底層起家，發明了政治流氓統治術，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這一政治統治方式雖令人不齒，然而在社會中迅速蔓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

明朝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堅固的籠子，把這些雞狗豬羊牢牢關在裡面，沒有一絲一毫逃逸作亂的可能。因此，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復，但是朱元璋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強硬。他繼承了蒙古人統治的精髓－－戶口世襲制，把全華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干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伕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他認為凡是威脅到朱家統治的，皆有目的地進行清除和屠殺，往往是滿門抄斬。

在明朝，士人們做隱士的自由首次被剝奪。朱元璋認為拒絕為他服務計程車人必定是看不起他，釋出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這道前無古人的律令下，蘇州才子姚潤、王謨因徵詔不至，被朱元璋斬首、抄家。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梟令，籍沒其家"。中國士人從此失去了最後一塊保持獨立性格的空間。

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村莊，無事不相往來。大明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獄規，則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

廠衛制度一直延續至明朝滅亡。

隨著明代社會的日益腐敗，底層百姓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因此，明代後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華人性格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清朝入關以前，經常跑到關內燒殺搶掠。清兵向努爾哈赤彙報時，是把人、馬、牛、驢混到一起的，因為滿族人是從奴隸社會直接發展過來的，所以滿族大臣喜歡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這樣一個落後的社會體系，靠暴力統治中國，殺光了有血性的男兒，給中國發展造成了大倒退。

清朝的幾代皇帝前仆後繼，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動不動就滿門抄斬，讓一個民族徹底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殭屍。當時的清代名臣張廷玉有一個習慣，下朝歸家後把身上帶的有字的紙條都要燒掉，也很少跟別人通訊。因為家裡有文字，將來一旦犯事都會成為罪證。

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應該像狗一樣地為皇帝服務，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獨立意志、個人尊嚴。

雍正皇帝在《朋黨論》中說："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乾隆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國家只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裡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裡的"全面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個清代皇帝們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

在明代的專制基礎上，清代皇帝積三代百餘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裡，把束縛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

事實上，中國自秦始皇之後兩千年，集權專制和統治技術，已經完全滲透、融化在國民性當中，也正因此，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鮮有成效者。

從梁啟超到魯迅甚至後世的政治運動，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改造華人，改造每個華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們整個民族的素質好像變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還有退步。

從春秋戰國一直到元明清，國民性的不斷退步告訴我們：不同的制度背景，對民眾的素質有決定性影響。在制度建設沒有根本改觀的前提下，期待國民性的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壞的制度可以激發人性中惡的成分，使人性更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變成壞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壞人變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壞人，使之不敢肆無忌憚地做壞－－這是胡適的思路，也是被歷史證明的路徑。但胡適被我們遺忘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