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40年代在西南聯大求學期間師從沈從文，開始文學創作。他曾反覆強調沈從文對其寫作的影響，而沈從文是京派的代表作家，在1930年代京派文學活動的鼎盛期，是這一文人圈的核心人物，曾主持京派最重要的刊物巜大公報·文藝副刊》等。汪曾祺在巜自報家門》中強調師承沈從文，並曾說如果說西南聯大中文系有個什麼派，那隻能是京派。

（沈從文因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被認為京派核心人物）

汪曾祺將自己的小說定義為散文化小說，並將這種小說與傳統小說型別進行了區分。在他的定義與梳理中，這種型別的小說的起源可追溯到廢名，再由沈從文發揚光大，並由他加以傳承。這類小說重情調意境，不重故事情節，傳統小說象山，散文化小說象水。從廢名到沈從文再到他，實質上代表了京派文學獨特的小說美學傳承。汪曾祺寫過不少解讀沈從文創作的文章，他對沈從文作品的解讀也是他對京派文學風格的解讀。

（汪曾祺是沈從文最得意的學生。這張照片是1950年代汪家遊中山公園，偶遇沈家。沈從文長子沈龍朱攝）

現代文學研究學者吳福輝1987年曾主編京派小說選，他選錄了汪曾祺的好幾篇作品，並曾去信徵詢汪曾祺的意見，汪稱：＂讀了你的前言，才對這個概念有一個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確實是一個派。這些作家雖然並無組織上的聯絡，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間從未謀面，但他們在寫作態度和藝術追求上確有共公的東西。＂並明確同意將自己歸於京派。吳福輝因此寫作巜汪曾祺坦然欣然自認屬於京派》一文。

（汪曾祺自承是京派，但反對別人把自己的作品稱為“鄉土文學”）

汪曾祺1980年代重出文壇，此時因為歷史原因，京派這一文學流派已被文學史遺忘多年，汪曾祺獨特的風格再次喚醒關於京派的記憶，他也因此被稱為最後的京派。

汪曾祺的創作融合了儒家的人倫秩序和道家的生命原態，把俗世的倫理道德淨化了，擯除了非人性的部分，使之呈現為審美的、理想化的姿態，是一種天然的、樸素的人道主義。汪曾祺說自己的老師沈從文“愛世界，愛人類”，從這個方面來講，汪曾祺作品中貫穿的人道主義其來有自。如果溯源的話，甚至可以說是“京派”的餘韻。他也確實說過“京派”對自己的影響：“一提京派，大家有一種比較模糊的共識，就是這樣一群作家有其近似的追求，都比較注重作品的思想。即都有一點人道主義。”（《〈去年屬馬〉題記》）“如果說西南聯大中文系有一點什麼‘派’，那就只能說是‘京派’。西南聯大有一本《大一國文》，是各系共同必修。這本書編得很有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選了《論語》，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對聯大學生有相當深廣的潛在影響。”（《西南聯大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