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通俄門”調查從一開始就大機率無法達成一個明確的結果。比如，從目前的進展看，相關調查很難確定特朗普本人授意或默許了其團隊成員在2016年大選期間與俄羅斯方面聯絡、以當選之後推進美俄關係緩和為條件換取了俄羅斯有助於特朗普當選的選舉介入，也就是說所謂“通俄”本身是很難被證明的。又如，即便可以針對弗林、馬納福特等人可以實現所謂“作偽證”、“妨礙司法”等方面的挑戰，甚至可以直接針對特朗普團隊更加核心的成員展開相關嫌疑的調查，但對特朗普本人的相關調查基本上不可能展開，比較重要的原因在於目前幾乎不可能出現類似於“水門事件”當中的不涉及到任何一方的相對獨立的“錄音帶”等絕對證據。再如，到目前為止，即便可以在所謂“作偽證”、“妨礙司法”或者“蔑視國會”等嫌疑上對某些人實現某種推進，但最終也幾乎沒有可能實現對特朗普的彈劾，因為即便民主黨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可能實現在國會眾議院翻盤，但在國會參議院翻盤的壓力比較大，即便兩院都翻盤，可以以國會眾議院二分之一支援發起彈劾，但也基本不可能在國會參議院形成三分之二的支援來批准彈劾。

在所謂“通俄門”幾乎沒有結局的情況下，相關調查其實就是在持續制約、塑造特朗普。一方面，是在塑造特朗普的對俄羅斯政策，限制其與俄羅斯緩和甚至轉圜的空間。在這個維度上，2017年8月2日特朗普被迫簽署了《以制裁方式應對美國敵對勢力法》之後，特朗普政府與俄羅斯實現緩和的空間基本就不存在著，所以這個效果基本達到了。另一方面，在8月2日之後，所謂“通俄門”調查的方向轉向了特朗普身邊人，意味著要繼續塑造特朗普的執政風格，比如逼退家人實力的強勢存在。這一趨勢，讓原本在美俄關係上讓步的特朗普極為不滿，可能成為特朗普設法儘快直接介入、甚至終止所謂“通俄門”調查的導火索。

但是問題在於，如果特朗普直接介入、阻礙調查，甚至採取撤職特別檢察官米勒的方式來結束調查的話，極可能引發更大的麻煩。屆時所謂“通俄門”調查極可能就會匯出更大的危機，雖然與俄羅斯無關，但可能是特朗普與整個華盛頓的“核戰”級別的對沖，其後果可能難以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