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國戲曲發展史上最光輝的歷史階段之一。在元雜劇中，《西廂記》“天下奪魁”，對後世影響很大。
那麼，《西廂記》的作者是誰呢？對於這個問題，從明代開始出現了幾種不同說法。元末鍾嗣成的：《錄鬼簿》和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及稍後王世貞的《藝苑厄言》都認為《西廂記》的作者是王實甫。幾乎與此同時，又出現三種意見，認為《西廂記》是關漢卿作或者關漢卿作王實甫續和王實甫作關漢卿續。
《西廂記》全劇共5本21折，所謂“關作王續”或“王作關續”，意即其中第五本系由王或關補續。由於對王實甫和關漢卿的生平後人知之甚少，因此《西廂記》究竟出自誰人之手，都不能提出使人信服的理由來。
解放後，認為《西廂記》為王實甫一人所作成為國內比較通行的看法。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王作關續”是封建統治者對《西廂記》的排斥和醜詆譚正璧儘管也認為《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的說法是可信的，但他又認為，關漢卿也是作過《西廂記》的，不過不是雜劇，而可能是小令（《氏府群玉》卷四中，就有關漢卿作的總題為《崔張十六事》的《普天樂》（小令16支），從而就有了關漢卿作或續作《西廂記》雜劇的誤傳。
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又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例如，陳中凡對王實甫獨作說和“王作關續”說都加以否定。
他認為，《西廂記》確實原由王實甫創作，但那不是多本連演的雜劇。現存的《西廂記》打破了元雜劇一本四折，每折由一個獨唱到底的通例，在王實甫生活的元代前期還不具備這種條件。
再則，《西廂記》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方面與公認由王實甫所創作的《麗春堂》等劇相比，都有極大的差異。
因而可以推知現存的《西廂記》是在元曲創作陣地南移到杭州，受到南戲影響後，由元代後期曲家改編而成的。
從史料記載來看，無論是最早有關《西廂記》記載的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韻》，還是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都只摘引了《西廂記》前四本，而對第五本卻沒有任何提及，因此推斷“王西廂”原本應是四本，金聖嘆將第五本定為“續書”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元代是中國戲曲發展史上最光輝的歷史階段之一。在元雜劇中，《西廂記》“天下奪魁”，對後世影響很大。
那麼，《西廂記》的作者是誰呢？對於這個問題，從明代開始出現了幾種不同說法。元末鍾嗣成的：《錄鬼簿》和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及稍後王世貞的《藝苑厄言》都認為《西廂記》的作者是王實甫。幾乎與此同時，又出現三種意見，認為《西廂記》是關漢卿作或者關漢卿作王實甫續和王實甫作關漢卿續。
《西廂記》全劇共5本21折，所謂“關作王續”或“王作關續”，意即其中第五本系由王或關補續。由於對王實甫和關漢卿的生平後人知之甚少，因此《西廂記》究竟出自誰人之手，都不能提出使人信服的理由來。
解放後，認為《西廂記》為王實甫一人所作成為國內比較通行的看法。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王作關續”是封建統治者對《西廂記》的排斥和醜詆譚正璧儘管也認為《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的說法是可信的，但他又認為，關漢卿也是作過《西廂記》的，不過不是雜劇，而可能是小令（《氏府群玉》卷四中，就有關漢卿作的總題為《崔張十六事》的《普天樂》（小令16支），從而就有了關漢卿作或續作《西廂記》雜劇的誤傳。
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又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例如，陳中凡對王實甫獨作說和“王作關續”說都加以否定。
他認為，《西廂記》確實原由王實甫創作，但那不是多本連演的雜劇。現存的《西廂記》打破了元雜劇一本四折，每折由一個獨唱到底的通例，在王實甫生活的元代前期還不具備這種條件。
再則，《西廂記》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方面與公認由王實甫所創作的《麗春堂》等劇相比，都有極大的差異。
因而可以推知現存的《西廂記》是在元曲創作陣地南移到杭州，受到南戲影響後，由元代後期曲家改編而成的。
從史料記載來看，無論是最早有關《西廂記》記載的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韻》，還是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都只摘引了《西廂記》前四本，而對第五本卻沒有任何提及，因此推斷“王西廂”原本應是四本，金聖嘆將第五本定為“續書”還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