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說法，其實來源很晚。19世紀，隨著西方殖民勢力和帝國主義向中亞和東亞的滲透，大批從歐洲遠道而來的地理學家、考古學者來到這些地區考察、發掘和掠奪。“絲綢之路”（Silk Road）的名稱，正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首先提出的。後來，德華人胡特森又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撰成《絲路》一書。由此，絲綢之路的稱謂，也漸為世界所承認。 絲綢之路得名雖晚，其開拓的時代，卻至少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西漢武帝時代出使大月氏的使節張騫。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羈留匈奴達十餘年之久，歷盡了艱難險阻。其聯絡大月氏共同抗擊匈奴的計劃雖然未能得以實現，卻開拓出漢朝與西域諸國，甚至羅馬帝國間東西往來的重要通道，故有“鑿空”之譽。 然而，漢代以前東西方之間的往來交通，卻非白紙一片，而是頗有聲色的。這裡僅舉三例為證。第一是新時期時代中晚期廣泛流行於黃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從現今考古發掘所見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的眾多遺址出土的彩陶來看，在製作技術與裝飾紋樣上，都與中亞乃至西亞地區同一時期甚至更早的彩陶器存在著相當程度上的相似性。且不論一些西方學者所倡導的“彩陶文化西來說”是否成立，僅從東西彩陶文化的風格相似度來看，已經很難用偶然相合來解釋，故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中西方文明之間在新時期時代中後期某種程度上的物質文化交流。再如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出土的權杖頭和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金杖，也非中原王朝的權力象徵物，而與西亞、北非以權杖昭顯權力的表達方式相同。據此而論，在國王權力的象徵物方面，中西方之間早在公元前十世紀以前，便已經有了較為密切的互動。最後的一個例子，是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鳳，據考古和文物專家的鑑定，這件玉鳳所使用的材料是出自新疆的和田玉。婦好墓的位置，則在與之萬里之隔的河南安陽。照此而論，中西方之間的貿易往來至少在商代後期便已透過某種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存在。綜上所述，張騫出使西域的意義，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並非“鑿空”式的首創，而是透過漢臣出使的官方形式，構建起中西方之間更為直接和制度化的聯絡途徑，加速了絲綢之路的發展，為漢朝經略西域和進一步推動中西方文明的交流打下了重要基礎。
“絲綢之路”的說法，其實來源很晚。19世紀，隨著西方殖民勢力和帝國主義向中亞和東亞的滲透，大批從歐洲遠道而來的地理學家、考古學者來到這些地區考察、發掘和掠奪。“絲綢之路”（Silk Road）的名稱，正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首先提出的。後來，德華人胡特森又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撰成《絲路》一書。由此，絲綢之路的稱謂，也漸為世界所承認。 絲綢之路得名雖晚，其開拓的時代，卻至少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西漢武帝時代出使大月氏的使節張騫。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羈留匈奴達十餘年之久，歷盡了艱難險阻。其聯絡大月氏共同抗擊匈奴的計劃雖然未能得以實現，卻開拓出漢朝與西域諸國，甚至羅馬帝國間東西往來的重要通道，故有“鑿空”之譽。 然而，漢代以前東西方之間的往來交通，卻非白紙一片，而是頗有聲色的。這裡僅舉三例為證。第一是新時期時代中晚期廣泛流行於黃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從現今考古發掘所見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的眾多遺址出土的彩陶來看，在製作技術與裝飾紋樣上，都與中亞乃至西亞地區同一時期甚至更早的彩陶器存在著相當程度上的相似性。且不論一些西方學者所倡導的“彩陶文化西來說”是否成立，僅從東西彩陶文化的風格相似度來看，已經很難用偶然相合來解釋，故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中西方文明之間在新時期時代中後期某種程度上的物質文化交流。再如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出土的權杖頭和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金杖，也非中原王朝的權力象徵物，而與西亞、北非以權杖昭顯權力的表達方式相同。據此而論，在國王權力的象徵物方面，中西方之間早在公元前十世紀以前，便已經有了較為密切的互動。最後的一個例子，是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鳳，據考古和文物專家的鑑定，這件玉鳳所使用的材料是出自新疆的和田玉。婦好墓的位置，則在與之萬里之隔的河南安陽。照此而論，中西方之間的貿易往來至少在商代後期便已透過某種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存在。綜上所述，張騫出使西域的意義，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並非“鑿空”式的首創，而是透過漢臣出使的官方形式，構建起中西方之間更為直接和制度化的聯絡途徑，加速了絲綢之路的發展，為漢朝經略西域和進一步推動中西方文明的交流打下了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