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地道道農民工，我最有發言權。

首先，我們農民工普遍文化素質不高，法律意識淡薄。自認為要自己血汗錢，什麼辦法都用更不知道是犯法。

第二，國家要進一步完善機制。勞動鑑察，勞動仲裁，法院等進一步加強法制法規制度，從根源上杜絕工程惡意欠薪。徹底解決訴訴週期長，推諉等現象，確保接一案，結一案。減少農民工訴訟成本。

最後，我衷心奉勸我的同行們，討薪要理智，依靠法律，別走極端，確保血汗錢拿到手。

農民工採取極端方式討要工錢，這種方式可取嗎？

這個問題我們先不說可取不可取，我先講過真實案例。一私人老闆到我們村承包農民土地連片種植雜交玉米種子，玉米收成後，老闆把所有農民的玉米拖走了，開了一張白條子說過幾天來付錢，沒想到過年多也沒來付，很多農民著急了，有的跑到老闆家要，老闆說錢虧了，現在沒錢，有的跑到鄉政府討說法，有的跑到縣政府討說法，縣直多個執法部門親自下來解決，老闆搞了小部資金來付了一部分，當然有關係的農民就先拿到款，仍然有大多數農民拿不到款。沒想到，村裡面有個過激的農民，提著斧頭衝進老闆的辦公室，砸掉兩臺電腦，三張辦公桌，扣押了老闆開的轎車，沒想到第二天這個農民的錢就拿到了，其他走法律程式的農民多次告到縣裡，縣裡面也多次出面，但到現在，仍然很多農民賣玉米的錢還沒要到。

從上面這個真例項子，有時候，法律對於弱視群體真的沒有多大用，法律對死皮賴臉的老闆也沒威協作用，但死皮賴臉的老闆還是怕毛的，怕過激的。

過激行為不是一條明智之舉，但有時用在某些人身上，比走法律程式管用，但過激行為也是要承擔很大犯罪風險的，有的人採取過激行為，工錢沒要到卻把自己送進牢房，也是非常不值的。

我個人認為，農民工、臨時工不是萬不得以，沒有人願意採取過激行為，你想想，為了要幾千塊錢的工錢，反覆走法律程式，時間成本，訴訟費用，多折騰幾次，那點工錢都花完了，關鍵是有時即使走法律程式，工錢還真不一定就要得到，就像我上面舉的例子，我們村農民幾年前賣玉米的錢到現在很多村民也還沒要到，縣裡面執法部門出面處理過多次，還是要不到，但採取過激行為的人早就拿到錢了。過激有犯罪風險，走法律程式，花時間花錢還不一定要到錢，弱視群體有時候真的很無耐。 對於這個問題，大夥有什麼看法呢？歡迎大家一起交流。

首先，謝謝邀請。年關將至，農民工兄弟辛苦了一年了，拿到應有的報酬天經地義，可是偏偏有無良的公司或者個人拖欠大家的血汗錢，這種人和公司是要譴責和追責的！但是暴力催討和自殘式催討並不明智也不合法，如果都這樣就能要到大家的血汗錢那這些公司和個人早就不敢拖欠了！理智維權，相信正義，依靠法律才是王道！同時監管部門完善機制，提前讓用工單位和個人繳納保證金，嚴厲處罰違規者，取消他們的資質，讓他們的違法成本高到他們都承受不起，這才是切實可行的方法！

那是窮途未路的終極解決辦法。我認可，這些英雄才能喚醒政府對絕望的弱勢群體最有力的保護，現在工程都是有關係的才能承包，而後轉包給黑心包頭所導致欠薪矛盾，工人打官司沒錢與文化，只有蠻幹，不過不幹則罷，幹就要象消滅日本鬼子一樣轟轟烈烈。雖不可取:，但多了這些英雄一定會喚醒黑心人的良知，要讓他們怕。

農民工以極端的方式討要工錢，一方面是無知，另一方面是無奈。農民工基本上讀書少，對法律法規也不怎麼了解，法律維權意識更是不強。很多人迫於生活壓力，又想不出其他的辦法，所以只有透過極端的方式。

每到年底農民工討要工錢的新聞總是不絕於耳，各種討要方式的都有。很多農民工跟著老鄉一起幹工程，基本上沒有籤合同，口頭約定多少錢一天，平時發點生活費，年底要到工程款時再發剩下的錢。如果包工頭的工程款沒有要到，或者工程專案出現爛尾等情況，那農民工的工錢十有八九難拿到，進而部分農民工採取極端方式討要工錢。

農民工透過極端的方式討工錢才能引起工程方的重視，引起媒體的關注，工程方迫於輿論壓力，一般會想辦法解決農民工工錢。正是因為有了透過極端方式要到工錢的先例，才有更多人效仿，這樣的方式很危險，稍有不慎就容易出意外。

近年來相關部門透過行政手段保障農民工工錢，要求工程方與農民工簽訂合同，繳納保險等，並在開工時繳納一定的保證金，一旦有異常情況，將從保證金中直接用來支付農民工工錢。現在只要是正規的單位，農民工的工資基本上都有保障，出現難要工錢的情況基本上是資質比較差，口碑不好的單位。

不可取 這是一個扎心的問題，作為農家子弟非常能體會農民工的處境困難，以及這種無奈驚人之舉！

農民工處於劣勢，企業很多確實很黑，但是現在各大媒體發達，提供了更多渠道和方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這是個很無奈的問題，農民工是這麼個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透過法律結決至少得一年半載,既使要回了錢，去了車費，住宿費，上訴費，誤工等不知會有無剩餘，建議農民工朋友要團結，遇到欠工資的情況大家一起去找勞動主管部門，人多力量大，應該會得到妥善結塊。不要走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