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篇文章的相同之處是，都有對個體生命短促的憂慮，並都能從由此而產生的傷感中超脫出來歸於平靜。本文先是被“四美具，二難並”的場景所感染而“逸興遄飛”，又由宴會美景的易散而生髮感慨“識盈虛之有數”，“覺宇宙之無窮”，感到人生無常，個體渺小，聯絡自身的懷才不遇而產生失落感，所以“興盡悲來”。但在失落後又轉向自勵奮發的感情，決定以“君子見機，達人知命”作為生存哲學，要“窮且益堅”。《蘭》的感情也是一波三折。先寫景、寫事、寫情，以一“樂”字作統領，然後寫宴集之後的感慨，以一“悲”字為核心。由聚想到散，由宴集而想到人生，頓生感慨；隨著時光流逝，生命也終有盡期。感慨之餘，產生傷感。作者將目光上移至古人，從古人留下的文章來看，古人亦為人生的變化而興嘆，因此斥莊子“一死生”、“齊彭殤”為虛妄，再將目光移至未來，推想後人一定和古今之人的感情相通。死生之大，千古同慨，在深沉的感慨中暗含著對人生的眷戀和熱愛，與前文的“樂”遙相照應，形成一個整體。《滕》《蘭》二文作者雖然都悲嘆，但悲嘆並不等於悲觀，歷史上悲嘆人生的往往是最富有創造價值的人士，比如曹操在他的詩中寫道“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亂世英雄。正是因為他們對人生充滿了執著，對歲月的流逝才如此悲嘆。 不同之處在於：王羲之的文章是“消極其表，執著其裡”，對人生的堅持蘊藏在字裡行間，批判當前士大夫“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表現了王羲之抗拒人生虛幻的執著努力，隨之又發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的慨嘆。可見作者在對人生敏銳、深刻的感受中有一份對人生特別的熱愛和執著，這正是對個體之痛的理性思考，是由己悲人的，因而更加深刻。其時代背景是魏晉時期天下名士被統治者所害，少有全者。所以，作者思考生死問題，正說明了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而作者這種對生命的熱愛並不直接說出來，是因為時代的殘酷，文人多談玄以避禍，受大背景的影響，作者也將強烈的感情用凝練而委婉的形式傳達出來。到了王勃的時代，文士已經不再思考生命意識的對錯，而是思考生命的價值問題，如何讓個體的生命發揮出最大光彩是他們關心的，這是文人生命觀的進步。文章在被壓抑的苦悶中觀照前代名士，發現個體價值不能實現而辜負生命的大有人在，這就更加重了對生命短促的恐慌與傷感。他是由悲人而及己的。同樣是出於對生命的熱愛，對環境的不屈讓王勃發出“老當益壯”“窮且益堅”的宣言，這種強烈的感情直接表達出來的是唐代文人的風格，表現了思想自由開放的時代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