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很多人是存在誤解的。首先要明確，法律上並沒有確立先刑後民的原則，只不過實踐中普遍存在著這樣的做法。是否一定要先刑後民，還是也存在別的可能，其實是有爭議的，理論上並不能夠彼此說服。

實踐中，大多數情況下，在民、刑基於同一事實的場合，之所以經常採用先刑後民的做法，個人認為基於刑、民證明標準不同的考量比較大。

刑事案件採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即認定案件事實必須是確定無疑，不存在任何其他可能；而民事案件採用高度蓋然性的“優勢證據規則”，即只要一方當事人的證據比另一方更有優勢，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則這一方主張的事實就可以被認定。很顯然，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遠遠高於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

試想，如果民事案件先作出了裁判，一旦刑事案件作出的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與民事案件不同，則民事案件就不得不啟動再審進行改判；相反，由於刑事案件證明標準遠遠高於民事案件，則刑事判決完全不必考慮民事裁判對於事實的認定。出於這樣一種司法成本和風險的考慮，實踐中採用先刑後民的做法，即等刑事判決作出後，再進行民事案件的審理裁判，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這同時也說明，民事案件是可以先於刑事案件進行審理裁判的，萬一出現對事實認定不一致的情況，無非是啟動再審改判而已。可見，民事案件的審理並不必然受到先刑後民的拘束，因此也就不能說先刑後民是一項法律原則了。

對於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案件，同樣如此，民事案件的審理並不必然要受到刑事案件審理的拘束，完全可以先作出裁判。只不過，出於司法成本、責任風險的考量，先刑後民這樣一種做法在實踐中普遍存在。

對於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先處理刑事案，後處理民事賠償案。

對於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先查明被害人在案發前的權利主張合法性？被害人用犯罪手段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則審查犯罪嫌疑人正當防衛性質，防衛合理性，防衛是否過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