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過年前後，總可以聽到這樣的感嘆。大都市的男女就不用說了，很多人平時連對門鄰居姓甚名誰都不知道，哪裡談得上串門拜年！曾有朋友搬新房後興沖沖揚言要在長沙過年，結果從除夕到春節，沒有任何人來造訪，也想不起一個合適的拜訪物件，小區裡更是冷冷清清，他 頓時覺得興味索然，大年初一下午帶著全家老小灰溜溜地跑回農村老家去了。然而，鄉下的過年就趣味盎然、古風浩蕩了麼？答案只恐怕仍然是失望。
“過年”之所以被華人視為第一節日，恐怕更多在於那種虔誠的相互拜望，稱為“拜年”、“喊年”。在我的童年印象中，即便再不拘禮節的人到了那一天，也必定要穿戴整齊，挨家挨戶去道賀請安，相互鞠躬作揖，口裡連稱“恭喜恭喜”、“恭賀新禧”。即便再遠的親朋，也必定要在元宵節之前趕來團聚。孩童追逐嬉戲，燃放鞭炮；大人把盞推杯，閒話桑麻；紅燭高照，對聯映輝；戶戶但聽婦孺笑，家家扶得醉人歸。連空氣中都洋溢著喜慶與祥和。這些就是記憶中讓人留戀的“年味兒”了。
如今，交通更方便了，即便遠隔千里，都可以在一天之內趕回；通訊更便利了，即便人在太空，也可以相互通話。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卻似乎更遙遠了。“拜年”的方式要麼簡化為手機上一條群發的簡訊，要麼物化為具體金額的紅包。要想聽到一聲純粹的、不包含任何利益訴求、只表示人類友愛與祝福的“恭賀新禧”，已經越來越難得，越來越稀罕。一些人即便群發簡訊的時候，也要對著電話本斟酌再三，看這個人是不是值得自己浪費這一毛錢，將來有沒有可能找他辦事。至於“壓歲錢”、“掛掛錢”的接收與送出，更要經過一番利益親疏的公式演算，濃縮著生存智慧和現實謀略。也正因此，過年難免變成各行各業的公關總會演。
在這樣的“公關”中，“我家的閨女沒花戴”倒也罷了，還要硬著頭皮給“人家的閨女”送花戴。“壓歲錢”、“掛掛錢”這些原本代表長者愛意，曾經溫暖過多少孩童的記憶，在日益物質化的今天，也變成了某種手段和工具。怪不得某貪官的兒子揚言：“李小毛當班長有什麼神氣，張三妹考第一又怎麼樣？他們的老爸哪個沒給我送紅包啊，還生怕我不接他們的！”孩子小小的心靈裡，已經懂得紅包背後的人世滄桑，又哪裡會有“年味”的溫馨？
即便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親朋好友，沒說上三兩句話，恐怕也是急急上了牌桌。與平時比起來，只不過是改變了一下麻將撲克的玩伴而已。我就曾經
每到過年前後，總可以聽到這樣的感嘆。大都市的男女就不用說了，很多人平時連對門鄰居姓甚名誰都不知道，哪裡談得上串門拜年！曾有朋友搬新房後興沖沖揚言要在長沙過年，結果從除夕到春節，沒有任何人來造訪，也想不起一個合適的拜訪物件，小區裡更是冷冷清清，他 頓時覺得興味索然，大年初一下午帶著全家老小灰溜溜地跑回農村老家去了。然而，鄉下的過年就趣味盎然、古風浩蕩了麼？答案只恐怕仍然是失望。
“過年”之所以被華人視為第一節日，恐怕更多在於那種虔誠的相互拜望，稱為“拜年”、“喊年”。在我的童年印象中，即便再不拘禮節的人到了那一天，也必定要穿戴整齊，挨家挨戶去道賀請安，相互鞠躬作揖，口裡連稱“恭喜恭喜”、“恭賀新禧”。即便再遠的親朋，也必定要在元宵節之前趕來團聚。孩童追逐嬉戲，燃放鞭炮；大人把盞推杯，閒話桑麻；紅燭高照，對聯映輝；戶戶但聽婦孺笑，家家扶得醉人歸。連空氣中都洋溢著喜慶與祥和。這些就是記憶中讓人留戀的“年味兒”了。
如今，交通更方便了，即便遠隔千里，都可以在一天之內趕回；通訊更便利了，即便人在太空，也可以相互通話。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卻似乎更遙遠了。“拜年”的方式要麼簡化為手機上一條群發的簡訊，要麼物化為具體金額的紅包。要想聽到一聲純粹的、不包含任何利益訴求、只表示人類友愛與祝福的“恭賀新禧”，已經越來越難得，越來越稀罕。一些人即便群發簡訊的時候，也要對著電話本斟酌再三，看這個人是不是值得自己浪費這一毛錢，將來有沒有可能找他辦事。至於“壓歲錢”、“掛掛錢”的接收與送出，更要經過一番利益親疏的公式演算，濃縮著生存智慧和現實謀略。也正因此，過年難免變成各行各業的公關總會演。
在這樣的“公關”中，“我家的閨女沒花戴”倒也罷了，還要硬著頭皮給“人家的閨女”送花戴。“壓歲錢”、“掛掛錢”這些原本代表長者愛意，曾經溫暖過多少孩童的記憶，在日益物質化的今天，也變成了某種手段和工具。怪不得某貪官的兒子揚言：“李小毛當班長有什麼神氣，張三妹考第一又怎麼樣？他們的老爸哪個沒給我送紅包啊，還生怕我不接他們的！”孩子小小的心靈裡，已經懂得紅包背後的人世滄桑，又哪裡會有“年味”的溫馨？
即便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親朋好友，沒說上三兩句話，恐怕也是急急上了牌桌。與平時比起來，只不過是改變了一下麻將撲克的玩伴而已。我就曾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