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來敦煌盜竊藏經洞文獻的外國Explorer是斯坦因，他原籍匈牙利，後來在英國所屬的印度政府供職，他是考古學家，但不懂漢語，在1907年前往敦煌以前，他已經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Murano等地許多古遺址進行過發掘，盜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寫本，有相當多的陰謀伎倆。

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於1911-1912年間在敦煌先後向村民購買佛經3次計7卷，並向王圓籙兩次騙購佛經169卷、200卷，掠走兩身塑像，現藏南韓國立中央博物館。

1908年，日本西本願寺宗主大谷光瑞組織了三次在中亞及中國新疆等地的探險活動。當時，隨著中國清王朝的日益衰弱，各國列強利用這個時機，紛紛派出名目、目的不同的探險隊，在中國西部地區進行考古、探險、測繪等活動。比較著名的有德、英、俄等國，日本也不甘落後。大谷探險隊由於資金充裕，每到一地，清王朝的官吏們都給予了大小不等的幫助。相對於歐洲人，他們在相貌上不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因而比較容易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中。至於他們來到敦煌，卻是因為第三次探險時，橘瑞超（時年21歲）在中國新疆、西藏高原考察時，適值中國辛亥革命爆發，其影響也波及到了新疆、敦煌等地。此前幾個月，他將許多發掘物及行李已先期運往了敦煌，準備運往日本。此時只能冒險前往傳說中即將受到革命黨“進攻”的敦煌。由於影響所及，他與日本國內失去了聯絡。因此吉川小一郎奉命前往敦煌找尋橘瑞超的下落。

圖為1911年9月13日，吉川小一郎與安西縣電報局長、安西縣知縣的合影。

吉川小一郎在敦煌自明治44年（公元1911年）10月5日到敦煌，至次年2月7日離開，共在敦煌待了3個多月。其中在莫高窟第一次活動一天，第二次自10月16日到24日離開為止，共考察8天，（今莫高窟444窟北壁有他的鉛筆題記）。

吉川小一郎收穫為多。他不但獲取了藏經洞的經書，洞窟及碑文的部分拓片，並且拍了照片外，並且於10月23日將洞窟中“兩尊做工精巧、損傷也少的佛像，和僧人交涉之後買下了，裝入行李”。在此之前，我們只知道美華人華爾納與俄華人鄂登堡竊取了壁畫及一身彩塑，卻不知日本人也竊走了兩身彩塑。由於大谷探險隊隊獲得的中國文物從未全部公開及介紹，並且由於最後隨著大谷光瑞財政上的困境，所獲文物輾轉多次，許多已下落不明。因而至今已無人知曉吉川小一郎所竊走的彩塑的時代、名稱、洞窟所出了。這不但是莫高窟史上的又一大屈辱，也是一個至今未解之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