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是當時社會的政治氛圍。魏晉時，特別是曹氏後期司馬氏掌權的時代，社會正在完成由軍閥向士族門閥的轉變過渡階段，政治氛圍是很壓抑的。名士根本沒有能力改變這種現狀。

第二，是當時的官僚選拔制度。曹操時代主張唯才是舉，但是曹操死後魏國主要是奉行九品中正制，並延續到晉朝。所以，能不能做官，不看才能，看出身。王羲之為什麼叫王右軍？是因為他一出生就是右軍將軍的身份。社會上升通道關閉，寒門名士當然沒有動力去改變國家了。

綜合以上兩個原因，名士去做隱士也就是最符合他們性格的出路了。

首先這個問題就是錯的，魏晉名士是有一些隱士，但更多的是在朝廷做官的，甚至還有許多是權臣，比如王導、王敦、謝安、桓溫等。

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一個“尚通脫”的驚世駭俗群體，他們獨立特行而隨情任性、無拘無束而消遙自在、恣肆癲狂而獨得其樂，正統的儒家訓導成了他們的耳邊風，禮教習俗成了他們的多餘，功名富貴被他們看談，譭譽生死被他們堪破，醉酒和清談是他們的人生第一要務，只一個順其自然，循其本性。然而他們又並非市井無賴，愚鈍頑徒，他們都有著較深的文化根底，他們談玄論道駕輕就就熟，口燦蓮花妙筆生輝，有的還在中華文化史上留下過令人敬仰的宏篇佳構或妙曲精繪，後人稱他們為“魏晉名士”。連勸告青年人莫讀中國書的魯迅也對他們刮目相看，以一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長文來探究名士行為的原因。多虧一部《世說新語》，把他們的言行記錄下來，才沒使它們被歷史的菸灰埋沒，才讓後人能夠一睹名士風采。

從建安七子、竹林七賢，洛陽二十四友，還有荀彧、何晏、王導，王敦、王衍、衛玠、謝鯤、羊曼、謝安、謝混，庾亮、陶侃。

題主說的隱士，我想來想去，也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位，嵇康做過中散大夫，阮籍做過步兵校尉，但也只能勉強為隱士，郭璞做過王敦的記室參軍，陸機做過成都王司馬穎的平原內史。就算有偶爾賦閒的，也只是因為在權力鬥爭中敗下陣來而已。比如在空中書寫“咄咄”的殷浩。

題主最能夠拿出來的論據，應該就是隱居東山的謝安，一直到四十多歲才出山為官。但事實上謝安是太常謝裒第三子、鎮西將軍謝尚的從弟。他前期隱居，是因為家族已經有很多人在當官，直到謝氏家族在朝中之人盡數逝去，他才出來為官。在那個年代，當官是憑出身來決定的。許多政治貴族，幾乎壟斷了當時的政治權力，琅琊王氏家族（王導，王衍，王敦，王羲之，王獻之）、陳留謝氏家族（謝安，謝玄）、顏氏家族 、庾式家族（庾亮，庾冰、庾翼）、溫嶠家族、 郗式（郗鑑）家族等等都是如此。謝安的隱居，其實也是待價而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