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歌行與七言古詩之差異
首先，七言歌行出自古樂府，而七古則是七律產生之後別立的詩體，二者淵源不同。漢魏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燕歌行》、《齊歌行》、《豔歌行》、《怨歌行》、《傷歌行》、《悲歌行》、《鞠歌行》、《棹歌行》等，可以視為唐代歌行之祖。其中七言歌行，則是漢魏以來七言樂府歌詩自然的發展。清代吳喬《圍爐詩話》嘗雲：“七言創於漢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詩有《東飛伯勞》，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雜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所謂古詩《東飛伯勞》，即《樂府詩集·雜曲歌辭》載錄的《東飛伯勞歌》。故七言歌行出於漢魏、南朝樂府應無疑義。至於七言古詩，舊說它起於漢武帝時的《柏梁臺詩》。然而《柏梁臺詩》的作者有二十四人之多，每人一句，只能算是聯句，算不得完整的七古。所以從詩體發生的角度說，二者不同源。
其次，就體式的主要特徵而言，七古要求與七言律詩（包括七律、七排）劃清界限。清王士禛《古詩平仄論》有云：“七言古自有平仄。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七言古詩則有句腳多用三平調、句中不避孤平之類的講究，這些都是對格律詩的反動。至於七言歌行，雖然初期部分作品在體式格調上頗與七古相似，然而在其演化過程中律化的現象卻愈來愈嚴重。據王力《漢語詩律學》的統計，白居易《琵琶行》88句中律句與似律句共計53句，而《長恨歌》120句中律句與似律句佔到百句之多。這種律化趨勢的形成並非偶然，它是歌行體詩要求適宜歌唱而著意追求聲韻和諧的結果。
其三，從文學風貌論，七古的典型風格是端正渾厚、莊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風格則是宛轉流動、縱橫多姿。《文章辨體序說》認為“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雄，格調蒼古”，又說“放情長言曰歌”、“體如行書曰行”，二者風調互異。《詩藪》論七古亦云：“古詩窘于格調，近體束於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則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風格的差異視七言歌行別為一體。《昭昧詹言》說“七言古之妙，樸、拙、瑣、曲、硬、淡，缺一不可。總歸於一字曰老”，又說“凡歌行，要曼不要警”。“曼”即情辭搖曳、流動不居；“警”即義理端莊、文辭老練。這些評論，都揭示了七言古詩與歌行在美感風格方面的不同。儘管在具體的詩歌創作中，以七古的筆法寫歌行、以歌行的筆法寫七古，一度成為時尚，然而在總體上仍不難看出二者之間的差異。舉例來說，杜甫《寄韓諫議注》、盧仝《月蝕詩》、韓愈《謁衡岳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李商隱《韓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詩；而王維《桃源行》、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白居易《長恨歌》、韋莊《秦婦吟》只能是七言歌行。二者之間的區別是明晰的。
七言歌行與七言古詩之差異
首先，七言歌行出自古樂府，而七古則是七律產生之後別立的詩體，二者淵源不同。漢魏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燕歌行》、《齊歌行》、《豔歌行》、《怨歌行》、《傷歌行》、《悲歌行》、《鞠歌行》、《棹歌行》等，可以視為唐代歌行之祖。其中七言歌行，則是漢魏以來七言樂府歌詩自然的發展。清代吳喬《圍爐詩話》嘗雲：“七言創於漢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詩有《東飛伯勞》，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雜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所謂古詩《東飛伯勞》，即《樂府詩集·雜曲歌辭》載錄的《東飛伯勞歌》。故七言歌行出於漢魏、南朝樂府應無疑義。至於七言古詩，舊說它起於漢武帝時的《柏梁臺詩》。然而《柏梁臺詩》的作者有二十四人之多，每人一句，只能算是聯句，算不得完整的七古。所以從詩體發生的角度說，二者不同源。
其次，就體式的主要特徵而言，七古要求與七言律詩（包括七律、七排）劃清界限。清王士禛《古詩平仄論》有云：“七言古自有平仄。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七言古詩則有句腳多用三平調、句中不避孤平之類的講究，這些都是對格律詩的反動。至於七言歌行，雖然初期部分作品在體式格調上頗與七古相似，然而在其演化過程中律化的現象卻愈來愈嚴重。據王力《漢語詩律學》的統計，白居易《琵琶行》88句中律句與似律句共計53句，而《長恨歌》120句中律句與似律句佔到百句之多。這種律化趨勢的形成並非偶然，它是歌行體詩要求適宜歌唱而著意追求聲韻和諧的結果。
其三，從文學風貌論，七古的典型風格是端正渾厚、莊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風格則是宛轉流動、縱橫多姿。《文章辨體序說》認為“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雄，格調蒼古”，又說“放情長言曰歌”、“體如行書曰行”，二者風調互異。《詩藪》論七古亦云：“古詩窘于格調，近體束於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則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風格的差異視七言歌行別為一體。《昭昧詹言》說“七言古之妙，樸、拙、瑣、曲、硬、淡，缺一不可。總歸於一字曰老”，又說“凡歌行，要曼不要警”。“曼”即情辭搖曳、流動不居；“警”即義理端莊、文辭老練。這些評論，都揭示了七言古詩與歌行在美感風格方面的不同。儘管在具體的詩歌創作中，以七古的筆法寫歌行、以歌行的筆法寫七古，一度成為時尚，然而在總體上仍不難看出二者之間的差異。舉例來說，杜甫《寄韓諫議注》、盧仝《月蝕詩》、韓愈《謁衡岳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李商隱《韓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詩；而王維《桃源行》、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白居易《長恨歌》、韋莊《秦婦吟》只能是七言歌行。二者之間的區別是明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