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日本漢學家群體的形成過程及其特徵如下：一方面繼承了江戶時代儒學的流風餘韻，另一方面受到西方史學、哲學的偌大影響。他們之中的一些人雖然親自西渡禹域，甚至接觸過當地的博學鴻儒或庶民百姓，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中國觀未免有失偏頗。如果把他們跟曾經與中國社會各階層有過深入交往的一些“實務家”們相比，就能明顯地感到其中國觀的特徵及其存在的問題，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沒自覺地認識到其中國觀中所包藏著的“成見”。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當前的漢學家們，他們（我們）給華人的感覺，或許恰似我們閱讀中國的日本學者們的論文時有過的那種距離、奇異感。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些也許都是無可奈何的、難以避免的現象。儘管如此，“理解”這個詞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能不能在真正的意義上“理解”他人呢？為此，本文擬以近現代三位有代表性的漢學家為例，反思現實中“理解”的必要與艱難。

一 近代日本漢學的源流

眾所周知，歷經德川三百年，日本儒學（≠漢學）無論從階層上還是地域方面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而且還實現了高度的學術性和思想性的發展。不過，雖然也造就了一些關心當時

的現實中國的副產品，如唐話熱、《清俗記聞》、《唐土名勝圖會》等，但不容否認的是，這些都終究沒有成為主流；包括狩谷棭齋、松崎慊堂等具有考證學傾向的儒者們在內，大家的目的在於“道”的研究，換言之，在於“日本的‘中國’化”① 樸倍暎：《儒教與近代國家》（講談社2006年版）、小倉紀藏：《朱子學化的日本》（藤原書店2012年版）等著作中指出，“儒教國家日本”確立於明治時期，而非江戶時代。另外，最近，與那覇潤在其《中國化的日本》（文藝春秋2012年版）中，作為貫穿日本史的兩個相反的原理，提出了“中國化”和“江戶時代化”的概念，成為論壇的話題。但是，筆者認為，這只不過是對江上波夫、豐田有恆等人提出的“騎馬民族的”與“農耕民族的”特徵交替說的一個翻版而已，並無多大的新意。毋庸贅言，本稿中所使用的“‘中國’化”，與其是在不同含義上來使用的。。這種狀況與同時代的北韓儒學等具有共通之處，但與以“客觀的”地域研究為主的歐美漢學（中國學）則從一開始就不得不是迥異的了。而且，加之社會需求等其他原因的影響，即使是到了明治時代以後，日本漢學的性格仍舊得到了的繼承。與西方化相對的崎門學、水戶學以及陽明學的道統不僅連綿

不絕，而且，作為日本人的精神基礎還得到了重新的評價和整合② 小島毅在其《日本的陽明學》（講談社2006年版）中指出，本來日本的陽明學的系譜是明治年版間被重新發現和重構的，“陽明學”這個詞彙本身也是這個時代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