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賞析
首兩句寫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氈車百輛相迎。《詩經》上有“之子于歸，百兩（同‘輛’）御（迎接）之”的詩句，可見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禮來迎明妃。在通常情況下，禮儀之隆重，反映恩義之深厚，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筆。其中“皆胡姬”三字，又為下文“含情慾說獨無處”作伏筆。 關於明妃對此的反應，詩中寫她“含情慾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梅堯臣《依韻和原甫昭君辭》中也說：“情語既不通，豈止腸九回？”他們意思是說明妃與胡人言語也不通，談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樂。 王安石透過在詩中突出一個細節描繪來表現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彈琵琶以“勸胡”飲酒，一面眼“看飛鴻”，心向“塞南”。透過這一細節，巧妙地刻畫了明妃內心的矛盾與痛苦。接著，他又用明妃所彈的琵琶音調，感動得“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聽者被感動到這個地步，則彈者之內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從聽者的反應中寫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的描寫；末四句則是進一步加以分析、議論。這四句分為三層：第一層是“漢恩自淺胡自深”——明妃在漢為禁閉於長門中的宮女，又被當作禮物送去“和番”，所以“漢思”是“淺”的；胡人對她以“百輛”相迎，“恩”禮相對較“深”。這句講的是事實。第二層講“人生樂在相知心”，這是講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應該樂而不哀了。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這就接入第三層：明妃在胡不樂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當時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與常情不同，是因為她深明大義，不以個人恩怨得失改變心意，而況胡人也並非“知心”。四句分三層，中有兩個轉折，有一個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處（方東樹《昭昧詹言》）。南宋初，範衝“對高宗論此詩，直斥為壞人心術，無父無君”（李壁註解中的話，此據《唐宋詩舉要》轉引），完全是沒有懂得此詩。範衝是範祖禹之子，範祖禹是一貫反對新法的人，挾嫌攻擊，更不足據。其實王安石這樣描寫明妃，這樣委曲深入地刻畫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義，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風俗”的，在當時是針對施宜生、張元之流而發的，對後人也有教育意義。 這兩首《明妃曲》體現出王安石注意刻畫人物的特點，從描繪人物“意態”，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細節描寫，相當於是把寫小說的一些手法用入詩中。而在“用筆佈置逆順”及“章法疏密伸縮裁剪”等方面，則又是把韓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來寫詩。這樣，就使詩歌的藝術手法更加多樣化，詩歌的表現能力更強。由於兩者結合得較好，故雖以文為詩，而形象性並不因之減弱，此詩末四句以形象來進行議論，即其明證。王安石既以小說手法與古文筆法來寫詩，讀者也就應以讀小說、讀古文之法來讀它，才能讀懂詩。
作品賞析
首兩句寫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氈車百輛相迎。《詩經》上有“之子于歸，百兩（同‘輛’）御（迎接）之”的詩句，可見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禮來迎明妃。在通常情況下，禮儀之隆重，反映恩義之深厚，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筆。其中“皆胡姬”三字，又為下文“含情慾說獨無處”作伏筆。 關於明妃對此的反應，詩中寫她“含情慾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梅堯臣《依韻和原甫昭君辭》中也說：“情語既不通，豈止腸九回？”他們意思是說明妃與胡人言語也不通，談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樂。 王安石透過在詩中突出一個細節描繪來表現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彈琵琶以“勸胡”飲酒，一面眼“看飛鴻”，心向“塞南”。透過這一細節，巧妙地刻畫了明妃內心的矛盾與痛苦。接著，他又用明妃所彈的琵琶音調，感動得“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聽者被感動到這個地步，則彈者之內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從聽者的反應中寫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的描寫；末四句則是進一步加以分析、議論。這四句分為三層：第一層是“漢恩自淺胡自深”——明妃在漢為禁閉於長門中的宮女，又被當作禮物送去“和番”，所以“漢思”是“淺”的；胡人對她以“百輛”相迎，“恩”禮相對較“深”。這句講的是事實。第二層講“人生樂在相知心”，這是講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應該樂而不哀了。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這就接入第三層：明妃在胡不樂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當時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與常情不同，是因為她深明大義，不以個人恩怨得失改變心意，而況胡人也並非“知心”。四句分三層，中有兩個轉折，有一個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處（方東樹《昭昧詹言》）。南宋初，範衝“對高宗論此詩，直斥為壞人心術，無父無君”（李壁註解中的話，此據《唐宋詩舉要》轉引），完全是沒有懂得此詩。範衝是範祖禹之子，範祖禹是一貫反對新法的人，挾嫌攻擊，更不足據。其實王安石這樣描寫明妃，這樣委曲深入地刻畫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義，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風俗”的，在當時是針對施宜生、張元之流而發的，對後人也有教育意義。 這兩首《明妃曲》體現出王安石注意刻畫人物的特點，從描繪人物“意態”，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細節描寫，相當於是把寫小說的一些手法用入詩中。而在“用筆佈置逆順”及“章法疏密伸縮裁剪”等方面，則又是把韓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來寫詩。這樣，就使詩歌的藝術手法更加多樣化，詩歌的表現能力更強。由於兩者結合得較好，故雖以文為詩，而形象性並不因之減弱，此詩末四句以形象來進行議論，即其明證。王安石既以小說手法與古文筆法來寫詩，讀者也就應以讀小說、讀古文之法來讀它，才能讀懂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