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思“是本文內容，也是十條值得深思的情況，即十條建議，如下：　　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　　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　　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　　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　　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　　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　　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　　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　　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　　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十思”正是針對貞觀中期以來太宗的“十忘”提出的，是當時太宗應解決的主要問題。“十思”的每一“思”都是先述太宗在“居安”現狀下遇到的實際問題，再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魏徵在這裡將思想和行動緊密地聯絡起來，用意是很深刻的。原來從貞觀中期起，唐太宗崇尚空談，不務實際的毛病越來越嚴重。如貞觀十一年他巡遊洛陽宮，泛舟積翠池，看到隋煬帝揮霍民脂民膏修造的亭臺樓閣，還大發議論說“（煬帝）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看起來他似乎應該以隋為鑑了，但最後他洋洋得意地說“今其宮苑盡為我有”，並且他照樣地“行幸不息”起來。又如要選拔人才，唐太宗說了千百遍，可是沒有像樣的行動。魏徵上疏批評說：“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怎樣才能使言行一致呢？那就必須經常反省，從各方面檢查自己，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而不是空談一氣。這就是“十思”的精神實質。　　最後，作者說明總結“十思”，發揚“九德”，選拔人才，文武並用，則人君就不必“勞神苦思”，而國家卻可以“垂拱而治”。“垂拱而治”不同於老子的“無為而治”，它要求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是積極地求治，不是消極地以不治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