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豐裕中的貧困”問題是個世界性難題。其實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都較現在要小得多。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來，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在逐漸地擴大，貧困人口的比重在上升。其中北歐的高福利國家貧富差距擴大的程度較小，西歐國家擴大的程度稍大些，美、英、日等國的貧富差距顯著地擴大了。

二戰後，在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各國都大力推進福利國家建設，社會保障水平得到大幅大提高。二戰後至上世紀七十年中期，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保障支出的增長率幾乎每年都遠高於經濟增長率，社會貧富差距顯著地縮小。

但是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後，西方國家遭遇了“石油危機”也稱“福利危機”，社會經濟陷入長期“滯脹”，滯脹即停滯性通貨膨脹，高失業率與高通貨膨脹率並存。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對此無能為力，新自由主義興起。西方國家採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透過大幅削減社會福利和大規模去國有化等政策措施才從滯脹的“泥潭”中拔了出來。

隨著新自由主義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泛濫，原有的社會保障體系被大刀闊斧地改革，福利福利被不斷削減，社會保險越來越強調個人責任，原本建立在社會互助基礎上較為平等的保障待遇產生了貧富分化。高收入者高保障待遇，低收入者低保障待遇，這就使得社會保障的功能大為弱化。待到貧困人口增加時，再用社會救助的方式來消極地解決貧困問題，當然就顯得力不從心。

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可以有效地預防貧困，而社會救助只能消極地救助貧困。打個簡單的比方，如果一個勞動者沒有任何保障，那麼當他連飯都吃不飽時，如果有人給他一份工作的工資僅僅是讓他能夠吃飽，那麼他也是不得不接受這份工作的，除非做這份工作比讓他餓著肚子更難受。如果不管他工作不工作都能保障他吃飽飯，那麼他所能要求的工資就自然會高多了。社會保險透過勞動者之間的互助，提高了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滿足程度，就提高了工資水平，工資水平的提高又會增強互助的力量。這就使得勞動者遭遇疾病、年老、失業等問題時，陷入貧困的機率大為降低。社會救助只有等貧困問題發生了才能實施救助。

實際的根源就是白人受過好好教育的白人生育率極低做成的，西方很多發達國家在八九十年代受惠於二戰後高生育率的紅利加非常重視教育，帶來國家經濟城市活力都空前繁榮的景象，但轉入21世紀開始，習慣了豐盛物質享受的年青人不肯生兒育女了，甚至連婚也不想結，很多民眾都以玩樂旅遊生活方式，認為有家庭兒女會阻礙人生的盡情享受，於是西方很多城市本地人口都在快速減少，大量低端工作無人願做了，於是大量輸入原殖民地或巴爾幹半島中東南亞南美非洲沒有受過很好教育的貧民到西方發達國家工作，貧民的第一代因為受過苦還會很好工作，但現時第二代自稱是本華人的青年人，因前輩收入有限，教育程度不高，但又不滿當地白人受過很好教育的人收入高，由於外來文化人口增長，快速已經高於白人人口增長，所以我們會見到西方原先發達的城市會有很多貧民區存在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