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不能兩全”，這樣的話你一定聽過，聽過也就聽過，卻並不真正懂得其中的深層含義。在家盡孝，在國盡忠，這是忠孝的基本含義，忠孝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道德價值觀，盡忠盡孝是幾千年來華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忠孝不能兩全”又是難以跨越的一道咒符。
回想一下，我們是在什麼場合聽到這句話的呢？一定是悲情時刻，在戰場殺伐劍拔弩張的兇險面前，戰士奪口而出的恰恰是這句話了，你一定猜得到他們的選擇往往是為國盡忠，舍小家為大家。中國的兵，就是這樣可愛。在大是大非面前，總是選擇犧牲小我。而這小我，在中國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往往指的是家族。幾十口人甚至上百口人生活在一起的大家族，是中國特有的，是從周代宗族制度演變而來的。中國的兵與中國的家族有著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家族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兩者必居其一，非此即彼。
而要領悟這句俗語的深層含義，你不得不瞭解中國的兵和中國的文化，中國文化中的家族。中國的兵，在雷海宗先生看來，其演變軌跡無外乎先秦時代和兩漢時代，其後的兵制是千載不易的。
“士兵”一詞，雖是源於外來的義大利語，在中國是有特定內涵的。“士”是中國很特殊的一個階層，“士農工商”，“士”的地位是很高的。春秋時代的兵，是隻有貴族才有資格去當的，那時的兵文武兼修，當兵是無尚光榮的事，平民百姓是根本沒有資格當兵的。這種血統高貴不以殺伐為目的的謙謙君子時代，到了戰國一大變。國與國之間生死攸關，拼得你死我活。宗族制度的逐步瓦解，兵源發生了變化，國家鼓勵每個成年男子當兵，這個時候開始了徵兵。我們從湖南雲夢出土的秦簡可見端倪，一名名叫黑夫的普通秦國士兵寫在木犢上的家信暴露了這個士兵出身的低微，信的部分內容這樣寫道:
"二月辛巳，黑夫、驚敢再拜問衷，母毋恙也？黑夫、驚毋恙也。前日黑夫與驚別，今復會矣。黑夫寄益就書曰：遺黑夫錢，母操夏衣來。今書節（即）到，母視安陸絲布賤，可以為襌裙襦者，母必為之，令與錢偕來。其絲布貴，徒〔以〕錢來，黑夫自以布此。"
這樣第一手的資料，是不容置喙的事實。雷海宗先生在其《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中，提到正是在秦統一之後，流民混入了兵的群體，開始兵匪不分，開了這一惡劣的先例。到了楚漢相爭時代，士兵的成分變成了烏合之眾，兵的質量進一步下降了。販夫走卒，皆可當兵。漢初行募兵之制，漢武的兵源開始廣泛起來，既有募兵、屯兵，又有外國兵和發囚徒為兵。中國的兵的成分及其演變，在雷海宗先生看來，主要是上述情形，至於其後中國的兵制，在隋唐而短暫實行半徵兵的府兵制外，其他時代大抵脫不了前述要點。
我們回過頭來看中國的家族，則又是另一種情形。春秋時代，宗族制度業已形成，是大家族的春天。只有戰國的二百年間家族制度變得式微，到了漢代得到了恢復，從此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家族，成了我們眼中的理所當然。雷海宗先生按照時代特點，從喪制和子孫繁衍兩個方面加以分析。由喪制牽出孝道，由此我們知道孝道是家族賴以存在的臺柱之一，是家族制度根本性的中流砥柱。孝道是維繫家族存在的必要條件之一，兩者息息相關。
“忠孝不能兩全”，這樣的話你一定聽過，聽過也就聽過，卻並不真正懂得其中的深層含義。在家盡孝，在國盡忠，這是忠孝的基本含義，忠孝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道德價值觀，盡忠盡孝是幾千年來華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忠孝不能兩全”又是難以跨越的一道咒符。
回想一下，我們是在什麼場合聽到這句話的呢？一定是悲情時刻，在戰場殺伐劍拔弩張的兇險面前，戰士奪口而出的恰恰是這句話了，你一定猜得到他們的選擇往往是為國盡忠，舍小家為大家。中國的兵，就是這樣可愛。在大是大非面前，總是選擇犧牲小我。而這小我，在中國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往往指的是家族。幾十口人甚至上百口人生活在一起的大家族，是中國特有的，是從周代宗族制度演變而來的。中國的兵與中國的家族有著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家族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兩者必居其一，非此即彼。
而要領悟這句俗語的深層含義，你不得不瞭解中國的兵和中國的文化，中國文化中的家族。中國的兵，在雷海宗先生看來，其演變軌跡無外乎先秦時代和兩漢時代，其後的兵制是千載不易的。
“士兵”一詞，雖是源於外來的義大利語，在中國是有特定內涵的。“士”是中國很特殊的一個階層，“士農工商”，“士”的地位是很高的。春秋時代的兵，是隻有貴族才有資格去當的，那時的兵文武兼修，當兵是無尚光榮的事，平民百姓是根本沒有資格當兵的。這種血統高貴不以殺伐為目的的謙謙君子時代，到了戰國一大變。國與國之間生死攸關，拼得你死我活。宗族制度的逐步瓦解，兵源發生了變化，國家鼓勵每個成年男子當兵，這個時候開始了徵兵。我們從湖南雲夢出土的秦簡可見端倪，一名名叫黑夫的普通秦國士兵寫在木犢上的家信暴露了這個士兵出身的低微，信的部分內容這樣寫道:
"二月辛巳，黑夫、驚敢再拜問衷，母毋恙也？黑夫、驚毋恙也。前日黑夫與驚別，今復會矣。黑夫寄益就書曰：遺黑夫錢，母操夏衣來。今書節（即）到，母視安陸絲布賤，可以為襌裙襦者，母必為之，令與錢偕來。其絲布貴，徒〔以〕錢來，黑夫自以布此。"
這樣第一手的資料，是不容置喙的事實。雷海宗先生在其《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中，提到正是在秦統一之後，流民混入了兵的群體，開始兵匪不分，開了這一惡劣的先例。到了楚漢相爭時代，士兵的成分變成了烏合之眾，兵的質量進一步下降了。販夫走卒，皆可當兵。漢初行募兵之制，漢武的兵源開始廣泛起來，既有募兵、屯兵，又有外國兵和發囚徒為兵。中國的兵的成分及其演變，在雷海宗先生看來，主要是上述情形，至於其後中國的兵制，在隋唐而短暫實行半徵兵的府兵制外，其他時代大抵脫不了前述要點。
我們回過頭來看中國的家族，則又是另一種情形。春秋時代，宗族制度業已形成，是大家族的春天。只有戰國的二百年間家族制度變得式微，到了漢代得到了恢復，從此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家族，成了我們眼中的理所當然。雷海宗先生按照時代特點，從喪制和子孫繁衍兩個方面加以分析。由喪制牽出孝道，由此我們知道孝道是家族賴以存在的臺柱之一，是家族制度根本性的中流砥柱。孝道是維繫家族存在的必要條件之一，兩者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