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在其《論詞》中總結了前人詞家創作上的優缺點，並指出了詞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的特點及創作標準。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詞別是一家”的觀點。她認為，詞之區別於詩，在思想內容、藝術風格、表現形式等方面，都應保持自己的特色，即高雅、典重、渾成、協樂、鋪敘、故實。詞“別是一家”的觀點是要維護詞的藝術體性和文人詞的傳統風格，主張在內容與形式上既與詩有所區別，又不流於淺近卑俗，脫離市井坊曲的俚俗之詞。而以上數條原則中，又以“協樂”問題最為突出，爭論也最為激烈。 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詞人，多以婉約的詞風為本，形成了文人詞豔媚的風格特點，並將其視為詞的正統，恪守“詩莊詞媚”的審美觀念，一直延續後世，成為主流，從而影響了李清照的觀點。

而蘇軾卻一反當時的傳統，創作了與以柳永為代表的婉約詞風格迥異的詞。李清照說詞“別是一家”，強調詞與詩的區別；而蘇軾說他的詞區別於柳永的婉約詞，“自是一家”。他的詞寫來是供“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的，是“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的，而不是柳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很明顯，蘇軾的豪放詞並沒有依從當時詞壇已將詞的風格定位在婉約上的觀念，而是直接繼承了晚唐以前文人詞的風格並加以發展，將詞迴歸到詩詞未分的階段，正是時人所說的“以詩為詞”。 更重要的是，蘇軾還擴大了詞的描寫領域和抒情範圍。除描寫男女愛情和離愁別緒的詞作外，蘇軾還創作了表現勞動者生活、抒發為國建功立業之激情，以及感嘆人生情懷、歌頌友人情誼等各種內容的作品，並將宋詩的“理趣”引入詞中，達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境界，展示了他廣闊的視野、豐富的閱歷和濃郁的生活情趣，使詞走出了深閨小院，而境界更為開闊。

清人劉熙載雲： “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為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 李清照及持有保守觀念的人以婉約詞為詞之正宗，而斥蘇詞為變體，可知大謬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