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頭阿三”對如今年輕人來說可能是個陌生的名詞，但對現今六、七十歲的老上海來說卻是非常熟悉的。之所以稱為“紅頭阿三”，原因大致有這幾種說法：凡印籍巡捕皆頭纏紅巾（實際上，印捕充任交通警、巡邏警的用紅巾纏頭，任看守警為黃巾纏頭）所以叫“紅頭”。關於“阿三”則有兩種說法：一說印度人是亡國奴，在上海人眼中的地位低於西捕和華捕列第三位；還有一種說法是印度人說話有口頭禪“Isay”、“Isay”，其諧音為“阿三”，紅頭加上阿三故稱“紅頭阿三”。 印捕是上海處於殖民地時的產物，在中國是獨一無二。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8月上海被西方殖民者強迫開闢為通商口岸，外國冒險家紛至沓來，要求在上海購地建房。當時清政府上海道臺宮慕久在英國領事巴富爾的威脅和欺騙下，於1845年11月29日以道臺名義，用告示形式公佈了洋人的《上海租地章程》。從此，英租界成了英國侵略者在上海的“國中之國”。 1849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法國領事敏體尼援引英國殖民者的先例，上海道臺麟桂屈服於殖民主義者的壓力，於1849年4月6日劃定法租界界址。 上海租界既然是“國中之國”，自然要有武裝力量及其他鎮壓工具，這便是萬國商團、艦隊水兵與巡捕。萬國商團是租界武裝力量的主體，其主要職責是保衛租界，一般不負社會治安之責。艦隊水兵是萬國商團的後盾。巡捕，即警察。起先，巡捕一律由西方人擔任，故稱為西捕。當時法租界公董局就有明文規定：“巡捕房人員應全部由法華人或宣佈服從法國領事館，並從此歸法國裁判權管轄的外華人組成。”英租界最多時有西捕160名。西捕薪水高，否則就找不到西捕，這樣開支就大了。另外，西捕有種種侷限，比如微服偵察，其相貌特徵根本無法掩飾；又比如去公共場所打聽，其語言障礙造成的困難也難以克服；再加上租界裡有幫會組織，西捕由於種種原因很難深入進去，也物色不到合適的人選做耳目，破案效率不高，租界治安堪憂。總之，從1854年開設巡捕房起，起先西捕還能應付。後來刑案隨人口激增而水漲船高，由清一色的西捕辦案，弊端更為突出，於是從1870年後改為允許華人充任巡捕，稱為華捕。由於這一改變收效明顯，以致漸而主次倒置，即西捕大減、華捕大增。例如1883年英美公共租界有巡捕200名，華捕竟佔170名之多。以後，華捕越僱越多，殖民者怕不易控制，自1884年開始從英殖民地“進口”印度籍巡捕，即“紅頭阿三”。殖民者從印度“出口”巡捕時，對人員精心挑選，必須是印度的錫克族人，個個身高馬大，滿臉虯鬚，令人望而生畏。但他們也有與西捕相似的短處，所以大多充當巡警、獄警與交通警。“紅頭阿三”來自英國殖民地，嚴格說來其身份比處在租界裡的上海人還低，但他們是英華人的忠實“看家狗”。狗仗人勢，整天警棍亂舞，讓上海人吃足苦頭，特別是那些攤販與車伕，挨“紅頭阿三”的警棍與皮靴更是家常便飯。殖民者為了利用“紅頭阿三”為其忠實賣命，發他們的薪金比華捕高一倍，還配給住房等，並在當時的戈登路巡捕房內（解放後為江寧路公安分局）建造了一座三層樓印度教堂。印捕的存在隨著租界結束而取消。 法租界在這方面做法與英租界大致相同，他們“進口”的是安南巡捕，即越南人，在上海人看來，其體態、面板與廣東人相近，所以沒送他們什麼綽號或代稱。
“紅頭阿三”對如今年輕人來說可能是個陌生的名詞，但對現今六、七十歲的老上海來說卻是非常熟悉的。之所以稱為“紅頭阿三”，原因大致有這幾種說法：凡印籍巡捕皆頭纏紅巾（實際上，印捕充任交通警、巡邏警的用紅巾纏頭，任看守警為黃巾纏頭）所以叫“紅頭”。關於“阿三”則有兩種說法：一說印度人是亡國奴，在上海人眼中的地位低於西捕和華捕列第三位；還有一種說法是印度人說話有口頭禪“Isay”、“Isay”，其諧音為“阿三”，紅頭加上阿三故稱“紅頭阿三”。 印捕是上海處於殖民地時的產物，在中國是獨一無二。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8月上海被西方殖民者強迫開闢為通商口岸，外國冒險家紛至沓來，要求在上海購地建房。當時清政府上海道臺宮慕久在英國領事巴富爾的威脅和欺騙下，於1845年11月29日以道臺名義，用告示形式公佈了洋人的《上海租地章程》。從此，英租界成了英國侵略者在上海的“國中之國”。 1849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法國領事敏體尼援引英國殖民者的先例，上海道臺麟桂屈服於殖民主義者的壓力，於1849年4月6日劃定法租界界址。 上海租界既然是“國中之國”，自然要有武裝力量及其他鎮壓工具，這便是萬國商團、艦隊水兵與巡捕。萬國商團是租界武裝力量的主體，其主要職責是保衛租界，一般不負社會治安之責。艦隊水兵是萬國商團的後盾。巡捕，即警察。起先，巡捕一律由西方人擔任，故稱為西捕。當時法租界公董局就有明文規定：“巡捕房人員應全部由法華人或宣佈服從法國領事館，並從此歸法國裁判權管轄的外華人組成。”英租界最多時有西捕160名。西捕薪水高，否則就找不到西捕，這樣開支就大了。另外，西捕有種種侷限，比如微服偵察，其相貌特徵根本無法掩飾；又比如去公共場所打聽，其語言障礙造成的困難也難以克服；再加上租界裡有幫會組織，西捕由於種種原因很難深入進去，也物色不到合適的人選做耳目，破案效率不高，租界治安堪憂。總之，從1854年開設巡捕房起，起先西捕還能應付。後來刑案隨人口激增而水漲船高，由清一色的西捕辦案，弊端更為突出，於是從1870年後改為允許華人充任巡捕，稱為華捕。由於這一改變收效明顯，以致漸而主次倒置，即西捕大減、華捕大增。例如1883年英美公共租界有巡捕200名，華捕竟佔170名之多。以後，華捕越僱越多，殖民者怕不易控制，自1884年開始從英殖民地“進口”印度籍巡捕，即“紅頭阿三”。殖民者從印度“出口”巡捕時，對人員精心挑選，必須是印度的錫克族人，個個身高馬大，滿臉虯鬚，令人望而生畏。但他們也有與西捕相似的短處，所以大多充當巡警、獄警與交通警。“紅頭阿三”來自英國殖民地，嚴格說來其身份比處在租界裡的上海人還低，但他們是英華人的忠實“看家狗”。狗仗人勢，整天警棍亂舞，讓上海人吃足苦頭，特別是那些攤販與車伕，挨“紅頭阿三”的警棍與皮靴更是家常便飯。殖民者為了利用“紅頭阿三”為其忠實賣命，發他們的薪金比華捕高一倍，還配給住房等，並在當時的戈登路巡捕房內（解放後為江寧路公安分局）建造了一座三層樓印度教堂。印捕的存在隨著租界結束而取消。 法租界在這方面做法與英租界大致相同，他們“進口”的是安南巡捕，即越南人，在上海人看來，其體態、面板與廣東人相近，所以沒送他們什麼綽號或代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