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邀請。歐洲的民主制由來已久，這其中有地理的因素。歐洲自然條件得天獨厚，有點像中國的江南水鄉，氣候溫和，不像中國北方那樣忽冷忽熱，變化無常。也沒有黃河那樣的害河需要治理，使得個體經濟能夠良性發展。也就不需要一箇中央集權的政府去組織力量治理河流，分散的個體經濟，使得類似於中國古代的那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思維無法成長，而遇事採用協商的手段，便成為了自然選擇。

其次，個體工商業的發展，需要一個守信的環境的保護，從而使得

民主政治的另一個基礎——契約精神得以奠基。因此，歐洲成為了民主制度的溫床，誕生了人類迄今為止最好的社會形式——民主政治。

現代議會制度的形成其實是國家-社會之間的廣泛權力平均的結果。早期議會的形成背後則是國家相對於社會的弱勢，比如中央權威與地方權威之間的緊張。

這種緊張並不獨特，比如印度也在孔雀王朝後長期處於分裂狀態，但是來自於家族制度的貴族階層在其他文明中衍生出了相關的制度進行平衡，比如中國的科舉制、奧斯曼帝國對封給騎士的封地只能限制在一生等。整體上，所有成熟的大型帝國都是依靠中央行政官僚集團實施對農民的直接統治，以儘可能地降低徵稅成本擴大稅源，滿足帝國運轉與擴張的龐大需求。

歐洲在在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歷史上長時期內都沒有形成龐大的單一帝國，歐洲並沒有發展出更為成熟的國家組織，很多時候仍然沒有形成絕對國家主導。在11世紀後，天主教教權時時刻刻都在投入與世俗統治者的持續衝突之中，任何世俗統治者要想擴大自身的統治，第一個阻礙就是教會。而由於世俗統治者建立絕對君主制在11世紀到15世紀以前基本上都流於失敗，因此歐洲的領土貴族都保留了下來，國王並不是領土統治者，而是封建秩序的夥伴中的老大，這些貴族集團事實上也抑制著絕對國家的出現。國王最大的權利是仲裁者的角色。

弗朗西斯科·福山認為，這一模式形成了歐洲（除了俄羅斯）外的法治傳統，而15世紀至17世紀出現的強度提高國際戰爭則促使了一些封建領主和王室實現了擴張，這種洗滌和淘汰最後掃清了絕對國家發展的障礙。在君主集權國家和抵抗團體（高階貴族、士紳階層、市民）之間的互動形成了四種結果：

抵抗團體單薄則會被國家售賣，出現專制政府，如俄國；

抵抗團體組織良好，就會出現相對軟弱的專制，如法國、西班牙君主政體；

抵抗團體過於強大，就會反向對國家進行限制，形成失敗的寡頭制，如匈牙利和波蘭；

如果抵抗團體和國家不相上下，就會出現負責制政府，而現代代議制往往就此產生，典型就是英國和丹麥。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其實在諾曼征服後就具備了歐洲同時期較強大的國家能力，這種能力則集中於維持社會團結、司法統一，這意味著一方面抵抗團體不會被國家收買侵蝕，另一方面則也意味著抵抗團體不會有很強大的離心傾向。而英國社會流動性更強也維持了穩定的議會，避免單一的集團成為控制議會的新勢力，逐步構成抵抗團體的市民階層（後來的工商業資產階級）順利地與議會一道被建制化，導致了英國代議制的穩定。

因此，現代早期代議制的出現其實有諸多歷史意外結果共同導致的，與封建制有關而與地理關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