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一般大眾在讀歷史的時候多是讀一些歷史學著作，而且在這些著作當中更多的是一些通俗性讀物，比如《明朝那些事》、《塞北三朝》等等，諸如此類，而在這些通俗性讀物當中，一般是很少出現史料的，因為作者為了追求閱讀和普及的方便，一般會直接以講故事的方式來講解歷史。

關注史料的時候我們會常常碰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史料的真實性。歷史上，許多史料的製造者或者整理者為了自己的一些特定目的往往會在史料裡面加入一些不真實的或者誇張乃至虛構的內容。

區別史料真偽，學界目前有一些方法，包括史料的內證、外證等等，具體做法就是透過互比、對比等方式進行史料的查證，並且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進行全面的分析。比如近代中國所發生的戊戌變法留下了很多資料，維新黨有，後黨也有，不過到底哪一方資料是可信的，那麼我們就應該藉助第三方的資料來進行查證，比如當時在華的外國的資料是如何記載的。

每一份史料，如果要考證其真偽，首先應該對史料的作者進行分析，因為任何一個偽造史料的行為都是人為的。比如民國最後一任總統李宗仁在寫回憶錄的時候就有很多不實的內容，這就需要對李宗仁本人的歷史進行梳理。

甄別史料是歷史學研究的上乘功夫，需要長期的知識和閱讀積累才能做好這樣的工作。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要說一個人物，即《明史》中記載的明末農民起義軍李自成部將領李巖。作為官方正史，《明史》的記載當屬無誤，但學者顧城卻先後發表《李巖質疑》、《再談李巖問題》文章質疑李巖的真實性，並引起欒星等一系列學者的響應，由此引發激烈討論，最終，較多學者都認為李巖其實是傳說中塑造出來的“烏有先生”、虛構人物，並比較研究了當時的種種史料，揭示了李巖從“傳說人物”到“演義人物”，再向“史籍人物”演變、最終出現在《明史》中的經過。與李巖問題相類似，還有“沈萬三”問題、“方孝孺誅十族”等問題，都吸引一定學者參與討論，最終的結果也與已知事實有很大不同。

為什麼會有上述這種情況的出現？其實就是與史料的記載有關，“歷史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史料都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在利用史料時，一定要認真區分、辨別，這也是史學界考證始終興盛的原因。誰都無法保證不會出現新的史料推翻原有的史實，所以史料的“真實性”也就無從說起，但我們可以儘可能對引用的史料進行多方考證。

首先就是儘可能多的分析多種史料。如上述顧城先生在對李巖進行質疑時，對《豫變紀略》、《明季遺聞》、《平寇志》、康熙《杞縣誌》、《明季實錄》、《中興制寇策》、《剿闖小史》、《明季北略》、《定鼎奇聞》、《國變錄》、《樵史》、《明史》、《紀事本末》、道光《阜陽縣誌》、《綏寇紀略》、《甲申紀事》等十數種資料有關李巖的記載綜合分析，其中既有正史也有小說。其次就是儘可能追溯史源。何謂史源，就是這一事實的源頭，如《明史》的編撰引用了一些文人筆記，《清朝文獻通考》等史料可能是來源檔案中某一大臣的奏疏，所以在使用時，儘可能追溯史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