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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代政治家、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衛華人。又稱衛鞅、公孫鞅。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商鞅。商鞅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爭議最大的人物之一,有人說他獨斷專行、刻薄寡義,也有人說他雄才大略、高瞻遠矚……對於商鞅的評價也眾說紛紜。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深受法家思想影響。後投入魏國丞相公叔痤門下任中庶子,公叔痤臨終時對魏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魏王不以為意,後商鞅西入秦國,透過宦官景監三見孝公,分論帝道王道霸道,細論變法治國之策,深得孝公信任。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晉升為大良造。

    前356年和前350年商鞅先後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這時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對其太傅公子虔處以刖刑,老師公孫賈處死。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66年),太傅公子虔復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前340年,率秦趙軍擊敗魏國公子卬將軍,魏割西河之地與秦,將人民遷居至大梁,此時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公元前359年,正當商鞅輔佐秦孝公醞釀變法時,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這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輿論前提。

    而後,商鞅領兵發起河西、固陽和西鄙之戰,節節勝利,大敗魏軍。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駟即位即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國去,但魏國因他曾生擒公子卬,拒絕其入境。

    商鞅回秦後被迫潛回封邑商,發動邑兵攻打鄭縣(今陝西省華縣)。秦王發兵討之,商鞅戰敗死於彤地,其屍身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後示眾。

    歷朝歷代的大家對商鞅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大多評價也很高,如:

    韓非:“七國之雄,秦為首強,皆賴商鞅”,“(商鞅)舉法明教,秦人大治”。

    李斯: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富,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附。

    西漢名臣桑弘羊曾盛讚商鞅“功如丘山,名傳後世”。

    近代史論家陳啟天之《商鞅評傳》論:“商君者,法學之鉅子,政治家之雄也。”

    毛澤東說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

    個人認為,縱觀商鞅的一生,大半是輝煌歲月,而其終為車裂而死,無疑是歷史的悲劇。然而歷史的進展並不以個人的安危為標準,‘商君雖死,而秦卒行其法‘,商鞅當之無愧是虎狼之秦國的締造者,為秦國富國強兵做出了卓越貢獻,長遠看為因為他無疑是是秦國一統天下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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