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擊敗忠於秀吉子嗣的攝政後，開始建立幕府政權。為實行有效統治，便以“士農工商”為參照，對社會上各色人等進行等級劃分，嚴格限制各階層互動，不準聯姻，還要他們世代相傳。

農民作為階層的一員，自然被列為控制物件。幕府不僅沒收他們的武器，還要其安分守己，將農民職業扮演好，並傳給子孫後代。

德川家光上臺後，強迫農民到當地佛寺登記戶籍，嚴密監視他們的宗教信仰情況，這樣他們就在政治及社會層面被幕府牢牢管控。

看起來生活在幕府時期的農民似乎永無出頭之日，而實際上並非如此。不僅農村享有較大的自治權，廣大農民還具有相當大的自主空間，他們可以外出旅行，還能“跳槽”經商、當兵、做工，簡直難以想象。

在幕府前期上百年時間裡，城市人口猛增，顯然，按照80%的人口為農民這樣的事實，則城市增加的人口毫無疑問來自於農民的“農轉非”。

大名的米祿增加自然離不開農村的農業生產，而農民是農業生產的核心，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關乎農業的收成。

為增加農業產量，幕府、藩政府便對農村睜一眼閉一眼，在農民按時交納賦稅的前提下，村中事務很少過問，至於種什麼、怎麼種，也都由農民自行決定。

有了這樣的機制，農民便想方設法對耕作方式進行改良，並從農具、子種、肥料等入手，努力提高農產品產量。

稻米豐收了，大名的米祿穩中有進，城市自然執行良好。同時，一些富裕的農民還能在申請獲批後走出家門，或旅行、或搬到城市居住，從而打破幕府的清規戒律。

從18世紀中後期開始，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廣大農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陸續創辦了家庭紡織、釀醋、陶瓷、傢俱等生產企業或手工作坊，農村新興製造業蔚然成風。

由於經營有方，規模不斷擴大，形成了生產、供應和銷售一體化運作系統，使得產品深受市場好評，而這些本來為農民的企業主，逐漸成了地方上有名氣的“商業大亨”。

有老闆就有工人。由於產品產銷兩旺，這些村辦企業便紛紛招兵買馬，這樣周邊農民就成了“農民工”，他們在不誤農時的前提下，到工廠打工，收入增加了，生活也隨之得到改善。

當然，工種的不同，招用的工人也有別。像紡織廠大多招收農村婦女，畢竟工序多，又都是細活，而女性天生比較細心。但像釀醋廠、傢俱廠這類企業，體力勞動的成分較多，自然需要男工。

除了經商或當工人，到19世紀60年代，由於攘夷、倒幕運動的需要，不少農民還參軍入伍，實現了幾代人的夙願。1864年，長州志士高杉晉作不拘一格招兵買馬，打破農民不能當兵的慣例，一舉招募農民參加奇兵隊，成為武裝倒幕的重要力量。當然，這時候幕府已經自顧不暇，也就無法阻擋農民變換角色。

由上可見，在整個德川幕府統治期間，儘管實行嚴格的身份統治和等級制度，農民受到嚴密的控制，但總體而言，幕府對他們的限制並沒有嚴重到“畫地為牢”的地步，只要他們按期繳納幕府規定的賦稅，他們可以自行生產，可以旅行、“農轉非”、經商、當工人，做他們想做的事，過他們想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