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一詩在藝術表現上很有特色，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寓理於情，以情感人。《短歌行》實際是一篇很有政治性、說理性的詩篇，但全詩沒有枯燥的說教，一切道理都在情感的波瀾和抒情意境中得到了深摯而曲折的表達。全詩四段，第一段一上來就用悲涼的調子唱出了積鬱已久的憂思，感慨人生短促，需要借酒消愁。這種調子是很能使多經戰亂，出路渺茫的漢末士人受到感染的。然而詩人的憂愁卻並不引向消沉，而是具有積極的含義，他愁的是賢才難得，壯志未酬。所以第二段就借用《詩經》成句並加以巧妙的處理，來表現對賢才的思念和得到賢才後的歡樂。第三段的八句中，前四句又在講愁，是照應第一段的八句;後四句講賢才到來，是照應第二段中的八句。表面看來，意思是與前十六句重複的，但實際上由於“主題旋律”的復現和變奏，因此使全詩更有抑揚低昂、反覆詠歎之致，加強了抒情的濃度。第四段最後八句，先用烏鵲繞樹比喻賢才猶豫彷徨的心情，表示希望群賢畢至;然後歸結到自己身上：“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揭示了全詩的主旨。全詩在情感表達上委婉含蓄，曲折深沉，是透過以情感人來引發當時士人的思考，從而認明真正的出路。而這正是作者寫作此詩的政治目的之所在。
(二)慨慷悲歌，風格沉雄。《短歌行》的主題在於求賢，而求賢的目的則是為了實現統一全國的理想，所以全詩極富於積極進取的精神。但如此積極的內容卻不是用空洞的高調來表現，而是透過慷慨悲歌來做富有感染力的抒述。在全詩中，沉鬱的意境和內在的積極要求和諧地統一在起，構成了一種深沉而雄健的藝術風格，這種風格既與建安文學潮流的基調高度一致，也充分顯示了曹操詩歌的藝術個性，所以成為曹操的代表之作。
(三)富有表現力的詩歌語言。從漢代末年開始，在詩歌語言形式的發展中，典雅板滯的四言體逐漸衰微，漢樂府民歌所創造的五言詩不但給詩歌語言帶來了新的生機，而且已開始盛行。《短歌行》的語言特色在於它仍然採用四言形式，卻舊中有新，流暢平易，很富有表情達意的能力。詩中運用典故也並未使人感到奧澀，反而因藉助傳統的形象而增強了詩歌的情味。
東漢末年政治黑暗，一般中下層知識分子找不到出路，加以戰亂頻繁，朝不保夕，所以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思想在社會上很流行。《古詩十九首》裡有不少詩就帶有這種頹廢的情調。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曹操生活在那個時代，自然也會染上這種消極思想，發出“人生幾何”的感嘆。然而這首《短歌行》的感情並沒有陷入低沉的哀嘆之中，而是經過幾次反覆，最後達到奮發激昂，顯示了曹操悲涼、沉雄的風格。這是它可貴的地方。這風格從實質上講，正反映了整個建安時代的"時代精神。
《短歌行》正象曹操的其它詩作如《蒿里行》、《對酒》、《苦寒行》等一樣，是政治性很強的詩作，主要是為曹操當時所實行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服務的;然而它那政治內容和意義卻完全熔鑄在濃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詩充分發揮了詩歌創作的特長，準確而巧妙地運用了比興手法，來達到寓理於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曹操的時代，他就已經能夠按照抒情詩的特殊規律來取得預期的社會效果，這一創作經驗顯然是值得借鑑的。同時因為曹操在當時強調“唯才是舉”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所以他對“求賢”這一主題所作的高度藝術化的表現，也應得到歷史的肯定。
《短歌行》一詩在藝術表現上很有特色，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寓理於情，以情感人。《短歌行》實際是一篇很有政治性、說理性的詩篇，但全詩沒有枯燥的說教，一切道理都在情感的波瀾和抒情意境中得到了深摯而曲折的表達。全詩四段，第一段一上來就用悲涼的調子唱出了積鬱已久的憂思，感慨人生短促，需要借酒消愁。這種調子是很能使多經戰亂，出路渺茫的漢末士人受到感染的。然而詩人的憂愁卻並不引向消沉，而是具有積極的含義，他愁的是賢才難得，壯志未酬。所以第二段就借用《詩經》成句並加以巧妙的處理，來表現對賢才的思念和得到賢才後的歡樂。第三段的八句中，前四句又在講愁，是照應第一段的八句;後四句講賢才到來，是照應第二段中的八句。表面看來，意思是與前十六句重複的，但實際上由於“主題旋律”的復現和變奏，因此使全詩更有抑揚低昂、反覆詠歎之致，加強了抒情的濃度。第四段最後八句，先用烏鵲繞樹比喻賢才猶豫彷徨的心情，表示希望群賢畢至;然後歸結到自己身上：“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揭示了全詩的主旨。全詩在情感表達上委婉含蓄，曲折深沉，是透過以情感人來引發當時士人的思考，從而認明真正的出路。而這正是作者寫作此詩的政治目的之所在。
(二)慨慷悲歌，風格沉雄。《短歌行》的主題在於求賢，而求賢的目的則是為了實現統一全國的理想，所以全詩極富於積極進取的精神。但如此積極的內容卻不是用空洞的高調來表現，而是透過慷慨悲歌來做富有感染力的抒述。在全詩中，沉鬱的意境和內在的積極要求和諧地統一在起，構成了一種深沉而雄健的藝術風格，這種風格既與建安文學潮流的基調高度一致，也充分顯示了曹操詩歌的藝術個性，所以成為曹操的代表之作。
(三)富有表現力的詩歌語言。從漢代末年開始，在詩歌語言形式的發展中，典雅板滯的四言體逐漸衰微，漢樂府民歌所創造的五言詩不但給詩歌語言帶來了新的生機，而且已開始盛行。《短歌行》的語言特色在於它仍然採用四言形式，卻舊中有新，流暢平易，很富有表情達意的能力。詩中運用典故也並未使人感到奧澀，反而因藉助傳統的形象而增強了詩歌的情味。
東漢末年政治黑暗，一般中下層知識分子找不到出路，加以戰亂頻繁，朝不保夕，所以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思想在社會上很流行。《古詩十九首》裡有不少詩就帶有這種頹廢的情調。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曹操生活在那個時代，自然也會染上這種消極思想，發出“人生幾何”的感嘆。然而這首《短歌行》的感情並沒有陷入低沉的哀嘆之中，而是經過幾次反覆，最後達到奮發激昂，顯示了曹操悲涼、沉雄的風格。這是它可貴的地方。這風格從實質上講，正反映了整個建安時代的"時代精神。
《短歌行》正象曹操的其它詩作如《蒿里行》、《對酒》、《苦寒行》等一樣，是政治性很強的詩作，主要是為曹操當時所實行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服務的;然而它那政治內容和意義卻完全熔鑄在濃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詩充分發揮了詩歌創作的特長，準確而巧妙地運用了比興手法，來達到寓理於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曹操的時代，他就已經能夠按照抒情詩的特殊規律來取得預期的社會效果，這一創作經驗顯然是值得借鑑的。同時因為曹操在當時強調“唯才是舉”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所以他對“求賢”這一主題所作的高度藝術化的表現，也應得到歷史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