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產生於西漢。

漢代起初高祖劉邦並不重視這些儒家經典，從文景時期開始展開了大量的獻書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長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誦已遭焚燬的經典，或把秦時冒險隱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傳世。因為文字、傳述和解釋體系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學派，但其版本上則基本相同，後來統稱為今文經。 漢景帝末年魯恭王興建王府，壞孔子宅，從舊宅牆中發現一批經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圖書館）；漢宣帝時又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這些出土的文獻都是用戰國古文字書寫，與通行的五經相比，不僅篇數、字數不同，而且內容上也有相當差異，此後即統稱為古文經。 漢武帝即位後，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改變博士原有制度，增設弟子員，有五經博士之說。從此儒學獨尊，由於樂已無書，《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為崇高的法定經典，也成為士子必讀的經典。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正式宣告誕生，可以將經學視為先秦原初儒學的繼承和發展。

經學是漢代興起的學問.

經學作為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其主要變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藉助於陰陽五行學說的理論框架,構築了經學“天人”之學的規模.漢代經學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它的“天人”之學的理論體系.鄒衍善言“天人”之學,號稱“談天衍”.他將“陰陽說”和“五行說”融為一體,以“陰陽訊息”論宇宙的變化原因,以“五德終始”為宇宙的變化模式,旨在論證“天象”與“人事”間的互動關係,建立囊括天人、無所不包的宏大體系.董仲舒吸納這了一理論成果,以陰陽五行為其理論體系的框架,將儒家傳統的政治倫理主張填充其中,如以陰陽比況三綱,以五行比況五常,完成了漢代經學的理論奠基和改造.

其次,利用陰陽五行說的推論模式,建立了經學的方法論.漢代經學的方法論具有經驗論和感應論的特徵,這些顯然深受陰陽五行說的影響.《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在論述鄒衍思想時說：“乃深觀陰陽訊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其中所謂 “先驗小物,推而大之”的模式,演化為董仲舒“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的經驗論思維.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有一種神秘主義的傾向,它深刻地影響到漢代經學.如今文經學的代表作《春秋公羊傳》就“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古文經學也不例外.

再次,齊學的部分內容進入儒學,經學的內容雜糅化了.陰陽五行說即具有雜糅化的特徵,綜合“陰陽”說和“五行”說,兼及“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等.陰陽五行說這種雜糅化是齊文化開放性和相容性的反映.漢代經學顯然受到影響,如董仲舒以“陰陽”喻“刑德”,法家思想進入經學在其中佔得一席之地,又講“強幹弱枝”,“賞善誅惡”,“責名考質,以參其實”,表現出“霸王道雜之”的特徵.而董仲舒講“為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為國源泉”,則顯然是吸收了道家黃老學說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