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一般是指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合乎公認的社會道德準則，或者說它 表示某一社會的倫理規範；利，主要是指物質利益或者功利。“義”和“利’’的概念本來是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的，只是在私有制 產生之前，二者並不是相互對立的概念。義，古代的思想家多釋為“宜”， 如《禮記?中庸》即雲：“義，宜也。
”它應該是指經濟上的利益分配原 則，即分配公平、無偏、中正，這便是各得其宜，這便是義。“利”在 《尚書》《易經》中多次出現，但它的意思都非物質利益之“利”。至春秋時期，“利”才被賦予了經濟學上的物質利益的內涵。春秋末年的孔子更 將義與利對言，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
孔子以後，各家各派 也都大談義與利的關係，義利之辯甚至成為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一個 重要問題，義與利遂成為相互對立的兩個概念。在對義利關係的爭辯中，先秦諸子各家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義利觀。比 之各家，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義利觀對後世的影響更為深遠，直到 今天，仍然對人們的社會生活、行為選擇以及道德評判等產生重要的 影響。
在義與利的關係問題上，孔子是重義輕利的。他認為，一個人要成為 對社會有用的人，要成為具有仁德的“君子”而不是“小人”，就應把義 作為個人立身的根本。他曾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義以為質” “君子 喻於義”。以義為最可尊貴，把義作為行事的準則，明白義的真正含義， 這是對“君子”的起碼要求。
與“君子”相對的“小人”才不知義，才只 懂得利，才一味地追逐利益。在孔子的心目中，物質利益遠遠比不了道德 的價值，人的精神需要比物質需求更為重要，所以他說：“飯疏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這就是說， 合乎道義的生活，即使貧賤困苦，也會令人感到樂在其中，感到精神上的 滿足與充實；相反，如果憑不正當手段得來富貴，雖然在物質上得到了富 足，但不過像飄忽不定的浮雲一般，轉瞬即逝，不值得一顧。
在孔子那裡，義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從“仁”的思想中引申出來的與 “禮”的要求相一致的道德規範。正如禮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一樣， 孔子的義也在不同層面上有不同的表現，對統治者來說，講義，就應該實 行德政，這才能得人心、利統治，使社會安定；而對於一般的人，義的要 求即做“志士仁人”，不僅在德義與富貴的選擇中輕視富貴，甚至為了德 義，為了崇高的追求，不惜個人的生命，即所謂“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
孔子生活的時代，在孔子看來是一個“禮崩樂壞”的衰世，因此，孔 子企圖恢復周禮，使天下有道。為此，他希望統治者能使民以禮，被統治 者事君盡禮，從上到下，社會上人們的行為都符合禮的要求，合乎道義。 但時代畢竟發展了，孔子棲棲惶惶，四處奔走，卻始終不能施展個人的主張，因此，他便從事於整理古代文化遺產，教授生徒，致力於教育事業。
從孔子的一生看，他始終是以拯救亂世為己任的。他曾說：“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他之所以這般憂心忡 忡，是因為他知道“放於利而行，多怨”，也就是說，如果社會上人們只 知道追逐物質利益，而忽視了道德仁義，社會當然就會混亂。
為此，他不 僅本人“罕言利”，而且希望每一個有仁德的人都“謀道不謀食”“憂道不 憂貧”，只有這樣，社會的禍亂才能結束，“無道”之世才能變為“有道”。 這也是孔子重義輕利思想的社會基礎。
義，一般是指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合乎公認的社會道德準則，或者說它 表示某一社會的倫理規範；利，主要是指物質利益或者功利。“義”和“利’’的概念本來是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的，只是在私有制 產生之前，二者並不是相互對立的概念。義，古代的思想家多釋為“宜”， 如《禮記?中庸》即雲：“義，宜也。
”它應該是指經濟上的利益分配原 則，即分配公平、無偏、中正，這便是各得其宜，這便是義。“利”在 《尚書》《易經》中多次出現，但它的意思都非物質利益之“利”。至春秋時期，“利”才被賦予了經濟學上的物質利益的內涵。春秋末年的孔子更 將義與利對言，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
孔子以後，各家各派 也都大談義與利的關係，義利之辯甚至成為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一個 重要問題，義與利遂成為相互對立的兩個概念。在對義利關係的爭辯中，先秦諸子各家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義利觀。比 之各家，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義利觀對後世的影響更為深遠，直到 今天，仍然對人們的社會生活、行為選擇以及道德評判等產生重要的 影響。
在義與利的關係問題上，孔子是重義輕利的。他認為，一個人要成為 對社會有用的人，要成為具有仁德的“君子”而不是“小人”，就應把義 作為個人立身的根本。他曾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義以為質” “君子 喻於義”。以義為最可尊貴，把義作為行事的準則，明白義的真正含義， 這是對“君子”的起碼要求。
與“君子”相對的“小人”才不知義，才只 懂得利，才一味地追逐利益。在孔子的心目中，物質利益遠遠比不了道德 的價值，人的精神需要比物質需求更為重要，所以他說：“飯疏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這就是說， 合乎道義的生活，即使貧賤困苦，也會令人感到樂在其中，感到精神上的 滿足與充實；相反，如果憑不正當手段得來富貴，雖然在物質上得到了富 足，但不過像飄忽不定的浮雲一般，轉瞬即逝，不值得一顧。
在孔子那裡，義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從“仁”的思想中引申出來的與 “禮”的要求相一致的道德規範。正如禮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一樣， 孔子的義也在不同層面上有不同的表現，對統治者來說，講義，就應該實 行德政，這才能得人心、利統治，使社會安定；而對於一般的人，義的要 求即做“志士仁人”，不僅在德義與富貴的選擇中輕視富貴，甚至為了德 義，為了崇高的追求，不惜個人的生命，即所謂“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
孔子生活的時代，在孔子看來是一個“禮崩樂壞”的衰世，因此，孔 子企圖恢復周禮，使天下有道。為此，他希望統治者能使民以禮，被統治 者事君盡禮，從上到下，社會上人們的行為都符合禮的要求，合乎道義。 但時代畢竟發展了，孔子棲棲惶惶，四處奔走，卻始終不能施展個人的主張，因此，他便從事於整理古代文化遺產，教授生徒，致力於教育事業。
從孔子的一生看，他始終是以拯救亂世為己任的。他曾說：“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他之所以這般憂心忡 忡，是因為他知道“放於利而行，多怨”，也就是說，如果社會上人們只 知道追逐物質利益，而忽視了道德仁義，社會當然就會混亂。
為此，他不 僅本人“罕言利”，而且希望每一個有仁德的人都“謀道不謀食”“憂道不 憂貧”，只有這樣，社會的禍亂才能結束，“無道”之世才能變為“有道”。 這也是孔子重義輕利思想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