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一點說，1.宋朝文官執政，太監屬於文官一類；2.宋朝中央集權再次加強，太監有天天陪在皇帝身邊，間接參政；3.宋徽宗個人喜好書畫，荒廢朝政，政務有太監打理，太監成為皇權的代表人；4.宋徽宗時期的太監自身確實有兩把刷子。

宋初年，宋太祖吸取唐末宦官專權亡國的教訓，嚴格限制宦官權力，宦官僅僅執使令之役，即使有所功勞也依然無甚權勢。太宗、真宗兩朝，宦官勢力漸漸抬頭，其權利範圍也有所擴大，如竇神寶、王繼恩等已經擁有了一定的軍事權力，但此時宦官權勢雖然有所膨脹，卻依然受到皇權的嚴格制約。從仁宗到神宗、哲宗朝，宦官勢力又有了新的發展，這一時期出現了閻文應、任守忠、李憲、高居簡、宋用臣等一些手握權勢、危害很大的宦官，他們涉足宮廷內爭、參與朋黨之爭，嚴重影響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到北宋末徽宗時期，宦官活動猖獗，其幹權擅勢則達到頂峰。

縱觀徽宗一朝，童貫、梁師成等宦官在政治方面得到很大範圍的信任和重用。他們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干預朝政、利用皇帝的信任和手中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還陷身於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勾結士大夫中趨炎附勢之徒，排擠打壓不與其同流合汙的文臣武將，從而激化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使得本就風雨飄搖的北宋社會政治更加黑暗。

徽宗朝宦官之所以能夠干政，既有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自身無法擺脫的因素，也有北宋皇帝防範文臣武將、寵信宦官之因素，更有士大夫集團與其勾結相互利用之因素。

首先宦官人數上發展到後期已經無力控制，為宦官的專權埋下了肥沃的土壤：北宋初年，統治者明令嚴格限制宦官人數。宋太祖時，規定“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同時,明令禁止臣僚私自蓄養閹人，民間若有閹童孺為貨鬻者,皆以死罪論處。真宗時，隨著郊祀恩蔭任子制度的推行，宦官的人數逐漸增多，許多都只是十幾歲的小孩子。到仁宗晚年，內侍人數依然呈不斷上升趨勢。等到了徽宗時，宦官人數驟然增長，動輒則數以千計，到宣和年間，已完全失去控制。龐大的宦官基數為宦官爭權奪利提供了肥厚的土壤，能夠從眾多宦官之中脫穎而出的必是不凡之人。

其次，宦官本出身卑微且無勢可依，一旦握權，便會為了鞏固自身權勢，參與到各種政治鬥爭中。而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為了有效地控制文臣武將，往往把身邊的宦官作為心腹和耳目，委之以重任，授之以實權，讓他們參與國家事務， 監察百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宦權也是皇帝制約和牽制官僚士大夫集團以維持政權穩定的工具。這一工具，對將牽制文臣武將作為基本制度的北宋政權來說，尤為重要。且宦官與皇帝朝夕相處，形影不離，深諳皇帝的秉性喜好，皇帝 對其有著天然的親近感。

另外，整個徽宗一朝，宦官能夠干政擅勢，掌握生殺大權，除了專制體制及徽宗自身因素之外，一些士大夫對其的支援與勾結也是主要因素。畢竟，宦官身為皇帝最親近信任之人，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對士大夫有著極大的吸引力。與宦官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對士大夫來說，確實對其在政治上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力。而他們與宦官的這種千絲萬縷的聯絡，又進一步擴大了宦官的這種影響力，成為宦官能夠干政的一個主要原因。但同時也應看到，士大夫與宦官的勾結，歸根結底是出於雙方利益的需要，從根本上來說，他們之間仍然是一種對立的關係。一 旦雙方利益發生衝突，這種勾結便會瓦解。

因此，總的來說，之所以宋朝發展到宋徽宗時期會出現宦官得勢的現象，主要還是量變引起了質變。後期士大夫、宦官包括皇帝本身已經卷入了歷史的洪流之中，況且宋徽宗本身也無傑出的政治才能，可以說，已經是無可挽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