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運動是貞元、元和年間特定時代條件下的產物。這時，安史之亂已經過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鎮割據，宦官擅權，賦稅繁重，貧富懸殊，蕃族侵擾，戰禍頻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矛盾進一步顯露出來；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中一部分有識之士，對現實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們希望透過改良政治，緩和社會矛盾，使得唐王朝中興。這種情況反映在當時的文壇和詩壇上，便分別出現了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和白居易、元稹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白居易在《與元九書》、《新樂府序》、《寄唐生》、《傷唐衢》、《讀張藉古樂府》等詩文中，元稹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序》、《樂府古題序》等詩序中，闡述了新樂府運動的理論主張。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明確提出了新樂府運動的基本宗旨。所謂“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洩導人情”(《與元九書》)，“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藉古樂府》)，強調了詩歌的社會功能和諷諭作用；所謂“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傷民病痛”(《傷唐衢》)，“諷興當時之事”(《樂府古題序》)，反對“嘲風雪、弄花草”(《與元九書》)，是主張詩歌要有社會內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現實弊端。所謂“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新樂府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寄唐生》)，則是要求詩歌的形式與內容統一，為內容服務，表達直切順暢，讓人容易接受。這些詩歌理論，一反大曆以來逐漸抬頭的逃避現實的詩風，發揚了《詩經》、漢魏樂府和杜甫以來的優良的詩歌傳統，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古文運動：
唐宋時期的文學革新運動，其內容主要是復興儒學，其形式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盛行駢文，流於對偶、聲律、典故、詞藻等形式，華而不實,不適於用。西魏蘇綽曾仿《尚書》作《大誥》,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體，未有成效。隋文帝時下詔禁止“文表華豔”，李諤上書請革文華，都沒有扭轉頹風。唐初文壇，駢文仍佔主要地位。唐太宗為文也尚浮華。史學家劉知幾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張；王勃提議改革文弊，但他們自己的作品，仍用駢體；陳子昂也揭櫫復古的旗幟。唐玄宗天寶年間至中唐前期，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先後提出宗經明道的主張，並用散體作文，成為古文運動的先驅。韓愈、柳宗元則進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論，並寫出了相當數量的優秀古文作品，當時有一批學生或追隨者熱烈響應，終於在文壇上形成了頗有聲勢的古文運動，把散文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唐古文運動，雖然在當時文壇上取得了勝利，但駢文並未就此匿跡，晚唐以後，它還在繼續流行。
宋初，王禹偁、柳開又開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張，但二人孤軍作戰，沒有形成有力的運動。真宗朝和仁宗初年，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派”，追求聲律駢麗的形式主義思潮，席捲了當時文壇。到石介諸人出來，才給延續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風以有力打擊。石介著《怪說》，猛烈抨擊“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並在《上範思遠書》中呼籲“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矢志“學為文，必本仁義”，寧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創作，成就並不大。宋代的古文復興，要到歐陽修倡導之後，才形成一場運動。
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運動是貞元、元和年間特定時代條件下的產物。這時，安史之亂已經過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鎮割據，宦官擅權，賦稅繁重，貧富懸殊，蕃族侵擾，戰禍頻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矛盾進一步顯露出來；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中一部分有識之士，對現實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們希望透過改良政治，緩和社會矛盾，使得唐王朝中興。這種情況反映在當時的文壇和詩壇上，便分別出現了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和白居易、元稹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白居易在《與元九書》、《新樂府序》、《寄唐生》、《傷唐衢》、《讀張藉古樂府》等詩文中，元稹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序》、《樂府古題序》等詩序中，闡述了新樂府運動的理論主張。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明確提出了新樂府運動的基本宗旨。所謂“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洩導人情”(《與元九書》)，“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藉古樂府》)，強調了詩歌的社會功能和諷諭作用；所謂“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傷民病痛”(《傷唐衢》)，“諷興當時之事”(《樂府古題序》)，反對“嘲風雪、弄花草”(《與元九書》)，是主張詩歌要有社會內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現實弊端。所謂“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新樂府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寄唐生》)，則是要求詩歌的形式與內容統一，為內容服務，表達直切順暢，讓人容易接受。這些詩歌理論，一反大曆以來逐漸抬頭的逃避現實的詩風，發揚了《詩經》、漢魏樂府和杜甫以來的優良的詩歌傳統，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古文運動：
唐宋時期的文學革新運動，其內容主要是復興儒學，其形式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盛行駢文，流於對偶、聲律、典故、詞藻等形式，華而不實,不適於用。西魏蘇綽曾仿《尚書》作《大誥》,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體，未有成效。隋文帝時下詔禁止“文表華豔”，李諤上書請革文華，都沒有扭轉頹風。唐初文壇，駢文仍佔主要地位。唐太宗為文也尚浮華。史學家劉知幾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張；王勃提議改革文弊，但他們自己的作品，仍用駢體；陳子昂也揭櫫復古的旗幟。唐玄宗天寶年間至中唐前期，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先後提出宗經明道的主張，並用散體作文，成為古文運動的先驅。韓愈、柳宗元則進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論，並寫出了相當數量的優秀古文作品，當時有一批學生或追隨者熱烈響應，終於在文壇上形成了頗有聲勢的古文運動，把散文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唐古文運動，雖然在當時文壇上取得了勝利，但駢文並未就此匿跡，晚唐以後，它還在繼續流行。
宋初，王禹偁、柳開又開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張，但二人孤軍作戰，沒有形成有力的運動。真宗朝和仁宗初年，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派”，追求聲律駢麗的形式主義思潮，席捲了當時文壇。到石介諸人出來，才給延續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風以有力打擊。石介著《怪說》，猛烈抨擊“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並在《上範思遠書》中呼籲“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矢志“學為文，必本仁義”，寧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創作，成就並不大。宋代的古文復興，要到歐陽修倡導之後，才形成一場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