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繚子》將戰爭區分為“挾義而戰”和“爭私結怨”兩大類(《攻權》，《續古逸叢書》本，下同)，支援“誅暴亂，禁不義”的戰爭，反對“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的戰爭。強調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封建統一，“併兼廣大以一其制度”。認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裡”,認識到政治是根本，軍事是枝幹，是政治的發展和表現；認為經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基礎,因而注重耕戰,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商業對戰爭勝負有重大影響,“市者，所以給戰守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同時，又認為軍事上的勝利會促進國內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戰勝於外，福產於內”(《兵談》,漢簡本)。主張慎戰,反對輕率用兵,要“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二、治軍思想 高度重視軍隊的法制建設。認為軍隊必須首先建立嚴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於前, 重威刑于後 ”；強調嚴明賞罰 ，“ 刑上究”，“賞下流”，並制定了諸如聯保、軍隊營區劃分 、警戒 、禁令、戰場賞罰規定及將吏實施懲罰許可權、戰鬥編組、訊號指揮等各種條令。同時，強調法制必須與教化相結合，“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要求“審開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無私”)與物質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結合，用以達到“治”的目的。重視將帥的選拔,嚴厲批評當時“世將”制度,主張“舉賢用能”、“貴功養勞”。要求將帥必須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犧牲精神,“ 為將忘家，逾垠忘親，指敵忘身”；與士卒關係要融洽， 使其服從命令，“如四肢應心也”。為此，應廢除繁文縟節，“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 ”；把“心狂” 、“耳聾”、“目盲”視為將帥修養的三大弊端。主張裁減軍隊，訓練精兵；明確提出兵教的目的是“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講究訓練方法，要求從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級合練，由各級之長負責，以賞罰為手段，從實戰出發，因人施教，嚴格訓練。 三、作戰指導思想 認為戰爭有三種勝利：不戰服人的“道勝”，威懾屈人的“威勝”，戰場交鋒的“力勝”。重視戰爭準備，要求在戰略決策、選用將領、進攻理論等方面勝過敵人；興師用兵，必須首先詳審“內外之權”，準確掌握敵我“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出入之路”等情況，計先定，慮早決。主張先機制敵,“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認為“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強調高度靈活地利用客觀規律,“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戰權》,《直解》本),運用“有無”策略(“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奇正”手段制敵取勝；提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厄”(《兵教下》)等。 四、軍事辯證法思想 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對“考孤虛，佔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觀點。注重從事物的聯絡中研究戰爭；強調認識和運用戰爭運動的規律；對強弱、攻守、有無、專散、文武等諸矛盾的對立與轉化有較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在對軍事與政治、經濟等關係的認識上，表現出某些高於前人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尉繚子》雜取法、儒、墨、道諸家思想而論兵,在先秦兵書中獨具一格，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後世兵家對其思想內容多有引述和闡發 ，日本研究《 尉繚子》的著述約30餘種，北韓也有刊本。它豐富而具體的軍制、軍令等內容，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主張治國治軍用法嚴
尉繚子》將戰爭區分為“挾義而戰”和“爭私結怨”兩大類(《攻權》，《續古逸叢書》本，下同)，支援“誅暴亂，禁不義”的戰爭，反對“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的戰爭。強調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封建統一，“併兼廣大以一其制度”。認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裡”,認識到政治是根本，軍事是枝幹，是政治的發展和表現；認為經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基礎,因而注重耕戰,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商業對戰爭勝負有重大影響,“市者，所以給戰守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同時，又認為軍事上的勝利會促進國內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戰勝於外，福產於內”(《兵談》,漢簡本)。主張慎戰,反對輕率用兵,要“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二、治軍思想 高度重視軍隊的法制建設。認為軍隊必須首先建立嚴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於前, 重威刑于後 ”；強調嚴明賞罰 ，“ 刑上究”，“賞下流”，並制定了諸如聯保、軍隊營區劃分 、警戒 、禁令、戰場賞罰規定及將吏實施懲罰許可權、戰鬥編組、訊號指揮等各種條令。同時，強調法制必須與教化相結合，“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要求“審開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無私”)與物質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結合，用以達到“治”的目的。重視將帥的選拔,嚴厲批評當時“世將”制度,主張“舉賢用能”、“貴功養勞”。要求將帥必須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犧牲精神,“ 為將忘家，逾垠忘親，指敵忘身”；與士卒關係要融洽， 使其服從命令，“如四肢應心也”。為此，應廢除繁文縟節，“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 ”；把“心狂” 、“耳聾”、“目盲”視為將帥修養的三大弊端。主張裁減軍隊，訓練精兵；明確提出兵教的目的是“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講究訓練方法，要求從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級合練，由各級之長負責，以賞罰為手段，從實戰出發，因人施教，嚴格訓練。 三、作戰指導思想 認為戰爭有三種勝利：不戰服人的“道勝”，威懾屈人的“威勝”，戰場交鋒的“力勝”。重視戰爭準備，要求在戰略決策、選用將領、進攻理論等方面勝過敵人；興師用兵，必須首先詳審“內外之權”，準確掌握敵我“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出入之路”等情況，計先定，慮早決。主張先機制敵,“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認為“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強調高度靈活地利用客觀規律,“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戰權》,《直解》本),運用“有無”策略(“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奇正”手段制敵取勝；提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厄”(《兵教下》)等。 四、軍事辯證法思想 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對“考孤虛，佔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觀點。注重從事物的聯絡中研究戰爭；強調認識和運用戰爭運動的規律；對強弱、攻守、有無、專散、文武等諸矛盾的對立與轉化有較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在對軍事與政治、經濟等關係的認識上，表現出某些高於前人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尉繚子》雜取法、儒、墨、道諸家思想而論兵,在先秦兵書中獨具一格，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後世兵家對其思想內容多有引述和闡發 ，日本研究《 尉繚子》的著述約30餘種，北韓也有刊本。它豐富而具體的軍制、軍令等內容，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主張治國治軍用法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