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初到中國的時候，沒有相當的譯名，當時的學者就譯做“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縮寫。大學裡有一句“致知在格物”，但沒有說明“格物是什麼或是怎樣做。到了宋朝，許多哲學家都下過“格物”的解說，後來竟有六七十家的不同界說。其中最有勢力的一個解說是程子(程頤)朱子(朱熹)合作的。

他們說，“格”就是“到”，格物就是到物上去窮究物的理。朱子說得最清楚：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明莫不有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即(就)物窮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極，是致知。

這確是科學的目標，以當時譯科學為“格致”是不錯的。

有人問程子，格物的“物”有多大的範圍，程子答道：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都是物。他又說：一草一木都應該研究。就是近代科學的研究範圍也不過如此。

程子朱子說的格物方法，也很可注意。他們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窮一理，明日又窮一理。

只要積累多了，自然有豁然貫通的日子。

程子朱了確實有了科學的目標、範圍、方法。何以他們不能建立中國的科學時代呢?

他們失敗的大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學者向來就沒有動手動腳去玩弄自然界實物的遺風。程子的大哥程顥就曾說過“玩物喪志”的話。他們說要“即物窮理”，其實他們都是長袍大袖計程車大夫，從不肯去親近實物。

他們至多能做一點表現的觀察和思考，不肯用全副精力去研究自然界的實物。

久而久之，他們也覺得“物”的範圍太廣泛了，沒有法子應付。所以程子首先把“物”的範圍縮小到三項：(一)讀書窮理，(二)尚論古人，(三)應事接物。後來程朱一派都依著這三項的小範圍，把那“凡天下之物”的大範圍完全丟了。

範圍越縮小，後來竟從“讀書窮理”理縮到“居敬窮理”，“靜坐窮理”，離科學的境界更遠了。

明朝有個理學家王陽明(王守仁)，他曾譏笑程子朱子的格物方法。他說：“即物窮理是走不通的路。我們曾實地試驗過來。有一天，一位姓錢的朋友想實行格物，我叫他去格庭前的竹子。

錢先生坐在竹子邊，格了三天三夜，格不出道理來。我就自己去試試，一連格了七天，也格不也道理來。我們只好嘆口氣，說，聖賢是做不成的了，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大的精力去格物!”

王陽明這段話最可以表示中國計程車大夫從來沒有研究自然的風氣，從來沒有實驗科學的方法，所以雖然有“格物致知”的理想，終不能實行“即物窮理”，終不能建立科學。

十七世紀以後的“科學”又叫做“漢學”，有精密的方法去研究訓詁音韻，去校勘古書。他們做學問的方法是科學的，他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也是科學的。但他們的範圍是跳不出“讀書窮理”的小範圍，還沒有做到那“即物窮理”的科學大範圍。

所以我們華人的科學遺產只有兩件：一是程子朱子提出的“即物窮理”的科學目標，一是三百年中樸學家實行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方法。

我們現在和將來的努力，要把這兩項遺產打成一片：要用那樸學家“實事求是”的精神與方法來實行理學家“即物窮理”的理想。

。

格致，是中國古代認識論的一個命題。指窮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識。最早見於《禮記。大學》。宋以後的儒者對"格物致知"的解釋頗多分歧。程朱學派朱熹認為物心同理，欲明心中之理，不能僅靠反省，而應以格物為方法。近代亦稱基礎科學為格致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