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弄清啥叫打敗，如果是戰術勝利，那麼是有可能的。但不可能扭轉明朝覆亡的結局。為什麼？因為明軍乃至整個明朝的問題，不在於武器一個方面，更重要是整個軍事體制都爛掉了。

寧遠大捷之後，徐光啟等人就不斷鼓吹西方先進火器的威力，己巳之變後徐光啟一方面仍努力推動北京禁衛部隊輪流接受新式火器訓練，例如用沒收貪官的1200餘兩髒銀打造鷹隼銃，要求營軍派100人至宣武門外教軍場接受訓練。

不過此時朝廷內守舊派一方面切斷徐光啟等人的錢糧供給，一方面不斷逼迫徐光啟等人向各鎮撥付“西洋火器並受訓之兵”。因此就算換了更好武器，在守舊派控制大局的情況下，要麼被拆散，如果集中就難免出現被耗死或逼反的結局，這既是孫元化火器部隊在登州的下場。

孫元化作為徐光啟的門生，做得極為賣力。孫元化早在天啟年間就寫過《防守京城揭》、《銃臺圖說》等介紹西方火器知識的文章。崇禎元年他與公沙•的西勞的葡萄牙炮兵隊交流後，很快就跟隨孫承宗出鎮山海關，又吸取了孫承宗車營的大量成熟設計，並開始潛心研究火器守城戰法，撰寫了《論臺銃事宜書》、《改造火器呈》等文。他抵達山海關後，在城上佈置50餘門紅夷炮和2000餘門滅虜炮。需要指出的是，此時山海關上的紅夷炮有相當數量是木質紅夷炮，徒具外形而不能進行持續射擊。但即便如此，如此強大的火力配置仍然讓後金軍軍心大亂，因此我說戰術取勝，依靠火器能夠做到。

最終孫元化以“安輯關外八城”、“斬獲八百有奇”的戰功加山東按察副使，兩個月後再被同樣支援使用火器的兵部尚書梁廷棟婆給推薦為登萊巡撫，除了要管理登州、萊州和東江鎮外，還有光復遼南四衛的責任。於是孫一躍成為明末天主教徒和西洋火器技術專家中兵權最重的一個，可以實現他建立西洋火器部隊設想。

但是因為各種原因，孫元化的部隊在登州鬧了兵變，葡萄牙僱傭兵到時忠誠的戰到最後。孫元化、張燾、王徵等幾位天主教徒炮兵專家，在登州被俘後並沒有遭到殺害，反而被兵變叛軍作為和平使者送回北京。可惜朝中守舊派趁機攻擊西洋火炮，阻止招撫。最終孫元化和張燾被棄市、王徵被貶官。到最後首府周延儒、兵部尚書熊明遇等支援軍事改革的重臣也大多因此去職。而登州叛軍，卻憑藉火器知識，打死山東巡撫，虜獲數千名士兵，十萬兩餉銀和數百門各型火炮。這支部隊降清之後，首先參與了天聰七年七月十日的旅順口大戰，並終於在此役中將與東江皮島將領矛盾深重的明軍總兵黃龍殺死。很快，孔有德、耿仲明部就開始向清軍原有的烏鎮超哈傳授由葡萄牙炮手帶來的全套西式火炮訓練和使用方法，其中用於攻城重炮的銃規使用等手法，當時在明軍中再無其他部隊掌握。隨後，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等人統領葡萄牙人訓練的漢人炮兵，成為清軍1636年攻打北韓和皮島的生力軍。到1640年松錦決戰時，明軍竟然判斷清軍戰場上有紅夷炮50門之多。

因此，在不革新軍制的情況下，給多少先進武器，最後也得落在滿清手裡。

要想裝備火槍也好，要想加強訓練也罷，首先得要有錢。換句話說，如果沒錢，裝備和訓練就是一句空話。而明末的問題恰恰就在於朝廷沒錢。

東南的商稅收不上來，只能依靠農民那點農業稅，橫徵暴斂，涸澤而漁的結果就是陝西河南一帶嚴重饑荒，災民滿地。為了省點錢，朝廷裁撤了驛站，導致李自成失業而造反；即便如此，因為貪汙腐敗，搜刮來的銀子多數進了貪官汙吏腰包，前線士兵常常欠薪一年甚至更多，吃飯穿衣服都困難，很多士兵形同乞丐，不得不出賣兵器和戰馬維生，這樣的軍隊能有什麼戰鬥力？！

在飯都吃不飽的情況下，你怎麼要求士兵們訓練？你不怕他們為了吃飯，把發給他們槍給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