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神話時代。法人類學認為“一切人類社會都有其法律制度”，則我們也可以認為中國法律制度的歷史也可以追溯到這個時候。

大約在公元前21世紀，傳說中的夏朝開始了。夏商周三代的發展，形成了禮刑結合的法制體系。禮與刑，是三代法制的兩大組成部分。

在原始社會，氏族間為爭奪生存環境和生活資料，經常發生戰爭。馬克思說：“這些村落的居民來自一個血統，有共同的語言和風俗，必須相互遵守法律，在法律上互相幫助，合力攻擊和防禦。”刑法，就是產生於氏族戰爭的刀光血影之中。正如晉國的範宣子所說：“夫戰，刑也。”

受低下的生產力水平的制約，早期的氏族公社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將抓住的戰俘留下來，他們又沒有放走俘虜的人道主義精神，只能選擇殺掉俘虜。這就是死刑的由來。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保留俘虜有了可能性。於是俘虜被留下來作為奴隸驅使，人類開始向奴隸社會邁進。為了防止俘虜們逃走，勝利者們將奴隸的鼻子或者耳朵砍掉，這就是肉刑的產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內部的矛盾也越來越多。伴隨著氏族內部鬥爭的加劇，刑罰逐漸被用來懲處族內違反習俗規則的成員時，死刑、肉刑就轉變為習慣法中的刑罰，並隨著運用的經常化和種類的增多而演化為更加複雜的刑罰制度。

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國語·魯語上》

從有關資料來看，刑罰制度早在神話時代就已經初具體系。蚩尤時，九黎就已經有了名為“殺”的死刑。但是面對複雜的犯罪，不可能全都判死刑，於是又添加了四種肉刑，根據犯罪的不同來區別對待。

蚩尤惟始作亂......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愛始淫為劓、刵、椓、黥。——《尚書·呂刑》

後來，蚩尤的制度得到了炎黃的傳承，一直到夏商周。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左傳·昭公六年》

而無論是夏商的墨、劓、臏、宮、大辟的五刑體系，還是西周的墨、劓、刖、宮、大辟的五刑體系，都與蚩尤的“五虐之刑”有著直接淵源。

肉刑到了漢文帝時期有了重大改革，漢文帝取締了各種肉刑，分別以笞刑、徒刑和死刑取代。之後的漢景帝進一步減輕了各種取代刑。

文景肉刑改革是中國法制史上的大事。這次改革初步改革了奴隸制落後生產力水平下野蠻殘酷的刑罰手段，儲存了勞動力，適應了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

自是以來，天下之人犯法者免斷肢體，刻肌膚。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覺其類者，文帝之德大矣。——（明·丘浚）

商朝的法制指導思想更強調“神”尤其是祖先神的作用，因此更具有神判和神罰的特色。

商王用刑前會先佔卜，表明這是上天的懲罰。

商朝法律體現著孝治天下的統治特色，比如不孝之行、不從誓言、顛越不恭、臣下不匡、棄灰於公道等。

刑法分為死刑、肉刑、徒刑。

肉刑分為刖刑、宮刑、劓刑、斷手、墨刑等。

根據《漢書·刑法志》記載：

禹承堯、舜之後, 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湯、武順而行之者, 以俗薄於唐、虞也。

大概之意由此可知，肉刑是因為德行的衰弱而出現，商湯順延下來行使它。

一直到公元前167年，漢文帝下詔廢除肉刑，開始進行刑制改革。刑制改革的背後體現的是統治者“仁治”思想，而基礎便是孔孟之道。

故可推測，商朝時期並無明確的君王德行的指導思想，因此簡單粗暴的刑罰更為合適。